白癜风有什么 药 http://m.39.net/pf/a_4322212.html高善文博士应该是国内 的宏观经济研究员。宏观经济分析容易犯以下几个毛病：一是言之无物，说了一大堆高级词汇，整了一大堆逻辑， 你也没太搞明白他 说的是啥。高博士的宏观分析，却都可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描述出来，对就对的明白，错就错的明白；二是逻辑跳跃或者不严谨，因为A所以B，因为B所以C，糟糕的分析者会说因为A所以C，导致看不懂，高博士的逻辑论述都是严谨的，只要认真看，不需要顿悟就能明白；三是，有的宏观研究重推理轻数据，完全不在乎实践（数据）是检验真理的 方法，高博士的研究都有数据支撑。社会科学领域，肯定是数据分析重于逻辑推理的。高善文《经济运行的真相》这本书还有一个优点是，选题有趣。Askgoodquestionandanswergoodquestion，是高级研究员和天才研究员的分水岭。天才研究员都拥有好的品位，品位好的人，才可以提出好问题，识别出好问题，选好问题来回答。品位好再加上努力，就有可能做出大的成就，品位一般光靠努力最多也就是会成为一个循规蹈矩的匠人，三百六十行的职业莫不如此。本书中高博士探讨了很多宏观经济问题，在自己能看懂又觉得有趣的问题中，我选取了5个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五个问题分别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速问题、金融危机的预测和干预、房价问题、财政去杠杆和金融去杠杆的比较、中美 的经济基础。01中国经济潜在增速问题这是高博士和他的同事在年写的一篇研究报告，报告预测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可能会降到7%左右，到年进一步降到5.5%左右，回头来看推算的准确性非常高。下文的分析也都是基于年的情况。从人均gdp角度看，年的中国大陆，相当于年的日本，的台湾，年的韩国。那么未来的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趋势，也可以类比参照这三个地区后来的发展情况。一个国家经济的潜在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主要包括：劳动力、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资本系数。中国的新增劳动力在年前后就已经进入零增长区间，人口红利逐渐转向人口负债。资本积累，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可用于资本积累的资金将向非生产性支出倾斜配置，具体而言就是工资收入提高、消费占比上升、投资占比下降，另一方面，中国的重工业化进程已经接近尾声，已经从净进口转为净出口，此后这一行业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相对较慢的全球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过去30年中国技术进步非常快，主要在享受后发优势的“追赶红利”，实际上在年左右，用购买力平价（PPP）度量的中国和发达国家技术断层，已经大幅收窄了，未来大概率进一步下降。资本系数即经济增长对资本积累的弹性，随着劳动力增长放缓甚至负增长，设备投资对经济的增速贡献在缩小，另一方面随着重工业化进程的基本完成，未来资本投入的需求下降了。我们需要鉴别潜在增速趋势性下降和周期性波动的区别，前者应该主动接受现实，后者可以通过刺激政策来干预调节。务必不要在经济潜在增速下降阶段，采用逆周期的刺激政策。经济潜在增速下降，是客观规律，这是由人口结构、技术进步速度、资本系数变化导致的，应该主动接受，而不应该过度干预，过度干预会导致经济大起大落，最终还是会回到潜在增速上。而经济的大起大落会带来额外的难以忍受的痛苦。在这方面，美国和日本都曾犯过错误。-年，主要是美国尼克松时代，当时尼克松总统迫使美联储主席伯恩斯（此人是格林斯潘的恩师）不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为自己赢得高支持率和连任机会，也造就了美国的高通胀时代，并扭曲了美国的经济，后来经过强人沃尔克主席严酷的紧缩货币政策，才扭转了通胀趋势（7-12%的通胀率），但也带来了美国经济急转直下的阵痛。对短视而自私政治家而言，确实存在某些政策工具可以实现牺牲长期利益换取任期内短期利益的目标，而且民众很难发现，因为民众作为一个整体具有明显的短视特征。-年，美国经济增速再次下滑（很可能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产业转移造成的），美国再次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对衍生品交易和房地产贷款审批放松监管，催生了股市和房市的持续上涨，泡沫最终在年破裂，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08年的金融危机，其实既显示了格林斯潘的失误，又显示了格林斯潘的高明之处。这次危机是他前期的宽松货币政策造成的，但如果格林斯潘还在任，那么危机将不会这么严重，格林斯潘在任期内已经解决好几次这样的危机。在对危机的认识方面，格林斯潘大师要远胜过伯南克和其他人）。二战后的日本经济增速呈现了非常明显的三个台阶：二战结束至年之前年均经济增速在10%左右的高速增长阶段；-年是年均增速5%的“多样化”发展时期，经济结构从重工业向服务业和消费电子等高附加值行业转型；年至今处于年均增速1%左右的第三个台阶，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因去杠杆、人口老龄化加剧等负面因素影响，显得步履维艰。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经济增速的下降是以台阶式跳跃的方式完成的。每次下台阶之前，日本政府都打一强心针，反弹一下， 坠入更深的谷底。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强心针，下降方式本会更加平缓。中国在年之后的政策就相对较好，经济增速落到8%以下之后，再也没有利用过度的刺激政策干到8%以上，经济增速稳步下降，没有大起大落，经济增速下滑的过程中经济质量有明显提高。说明我们国家领导层在经济潜在增速方面，有深刻的认识并保持了高度的自律。02金融危机的预测和干预按照预期经济学理论，金融危机是没法预测的，一旦预测到了，就会采取措施，反而又阻碍了金融危机的发生。按照高博士的观点，金融危机出现的主要原因是，现实市场的交易机制摩擦力太大，比如没有顺畅的机制做空房地产市场，市场博弈不够充分，市场做多的力量存在很多交易机制方面的优势，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经常涨幅过高，泡沫过大破裂引发金融危机。在对待金融危机方面，总的来说中国有些过度谨慎了，因为中国的金融系统实际上比其他国家更加稳健，中国大的商业银行以及省级的融资平台，都有国家的隐形担保，过度谨慎使得金融产品定价出现扭曲，风险定价工具和市场自律机制无法正常发育。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妥善的做法是，大的金融机构一定要保住，小的金融机构完全可以放任其自生自灭，让市场自律机制发挥作用。也就是在应对危机时应该坚持“大而不倒”的原则。如果汇率和利率缺乏弹性的话，金融系统会更不稳定，体现为一国债券违约风险容易暴增。债权市场的危机，相比权益市场，更容易引发连锁反应，政府更应该去干预。年中国股市跌幅超过70%，年跌幅不到50%，但年股灾对金融体系的冲击更大，因为年涉及杠杆，年没有杠杆。如果涉及杠杆，股市大幅下跌时，政府就应该干预，因为杠杆涉及到了更重要的债权市场。如果不涉及杠杆，政府就应该尽量不干预。03房价问题在研究房价问题时，高博士把小学在校生人数作为描述城市化的代理指标，其优点在于数据易于获取，质量可靠，与城市房地产市场的需求联系紧密。房地产的供需和价格的基本逻辑是：一个城市的主政者，需要在高房价提高卖地收入和低房价吸引工商业投资两个方面保持平衡，所以一个城市的经济竞争力越不依赖于中低端制造业和可贸易部门的活动，土地供应就可以控制得越紧。房地产泡沫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房地产投资的快速扩大和随后存货的大量积累。由于存货的快速堆积和难以处置，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后才形成银行坏账、产能过剩和价格调整等严重问题。也就是说，房价上涨并不是泡沫的特征，土地和房产存货快速堆积才是。高博士通过数据分析还发现了一个人口迁移方面的有趣的问题。大城市对流入人口的吸引力，并非更高的工作机会和收入水平，实际数据表明人口集中流入城市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明显弱于对照组，吸引人口流入的主要因素是更高的教育资源（可以用城市人均教育财政支出来衡量）。整体逻辑是，因为好的教育资源，人口集中流入某城市，结果导致在大城市大家平均挣的更少了。04财政去杠杆和金融去杠杆从年中开始，中国实际上已经转入财政去杠杆的调整路径，并推动中国宏观杠杆率在年以后稳中有降；但在年之后，伴随“严监管”的深入推进，以影子银行快速收缩为特征的金融去杠杆一度占据主导地位，产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效果，需要引起注意。根据-年的数据，中央杠杆率几乎没有增长（国债/gdp），居民杠杆率虽然有大幅提高，但在国际比较中仍然位于较低水平，债务增长较快的是地方政府债务，但仍然可控。在国际比较中位居前列的是企业的杠杆率。细分来看，主要是国有企业的杠杆率上升较快，且大幅高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杠杆率不仅不高，过去10年还是下降趋势。企业的杠杆率可以拆分为两部分：资产负债率衡量和资产周转率。企业的杠杆率上升，或者是因为资产负债率上升，或者是因为资产周转率下降。而资产周转率下降，意味着产能过剩。年以来，所有类别企业的周转率都经历了持续和大幅度的下井，并在年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成为推动宏观杠杆率上升的重要原因，这一过程主要因为年以后总需求的下降。从这一角度看，宏观杠杆率上升与产能过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中国自年以后的经济放缓幅度大、持续时间长，这是企业资产周转率恶化和宏观杠杆率上升十分重要的背景。去杠杆的两种方式，着眼于需求因素的财政去杠杆和着眼于供给因素的金融去杠杆，两种方式的效果截然不同。财政去杠杆，指的是财政部门责令和督促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减少借贷，加快修复资产负债表。金融去杠杆，指的是由金融部门减少放贷，从而迫使企业和地方政府加快修复资产负债表。前者会带来利率下降、汇率贬值和国退民进的效果，后者会带来利率上升、汇率升值和国进民退的效果。国有企业面临的市场约束不足，出清过程缓慢，政府 被迫介入其出清过程。因为国企和地方政府有隐性担保，金融市对民企存在定价歧视，财政去杠杆会减弱这种歧视，金融去杠杆会加剧这种歧视。高博士 对民企在金融去杠杆中受到的 给予了深深的同情，并为它们辩护：对于高杠杆的民营企业而言，是否应该区分流动性缺失和清偿力丧失的情况？是否应该在迫使后者出清的情况下允许前者有机会修复资产负债表？更一般的看，一个人干坏事是品德有问题，一群人干坏事是制度有问题。单个民营企业激进地加杠杆，其遭遇的紧缩压力并不值得同情。按照一些微观的说法，相当多的民营企业都存在激进加杠杆的行为，这种情况是否应该检讨我们的制度安排？面对普遍的流动性困境，又该如何将惩罚企业个体和完善制度安排结合起来？05中美 的经济基础现在的市场经济制度是我们所知道的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但是它需要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基础设施，即保护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和交易、提供货币结算服务，这些基础设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需要通过政府的强制力来维护。保护产权需要政府的强制力，破除垄断、保护公平和充分的竞争同样需要政府的强制力，发行现代的信用货币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政府的强制力。市场需要一些基础性的制度安排，而市场的力量是超越国界的，两者相互矛盾。市场跨越国界展开，基础设施由谁来通过强制力保证，会存在一些困难。也就是说，由市场内在的性质、通信技术、运输技术等所主导的全球化趋势，需要全球的治理安排去维持。一战结束后，全球化的倒退延长并加剧了经济大萧条，全球化倒退的原因是，-年的全球化没有一个相应的全球治理结构去维持它。二战后，美国负起了全球化市场治理的任务，提供了保护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和交易、国际汇兑这些服务，全球化迎来70多年的大发展。年以后，全球贸易能来内需70年出现如此高速的发展和增长。基本原因是，年，美国占全球经济产出的50%，美国对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有足够的愿望，也有充分的能力。有足够的愿望是因为美国占全球经济体量的一半，所以建立这样的体系美国获利 。在能力上，美国及其盟国刚刚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经济、军事、科技上的实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挑战。在贸易层面上，早先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后来的WTO，引导各国单向、几乎不可逆地降低关税。在国际汇兑安排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体上维持了国际汇兑体系的稳定。在政治上，联合国比国联更有力量，世界银行也在发挥协调的作用。新时期，美国继续维持全球治理体系的愿望和能力都在下降。中国经济实力快速增强，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和出口都已经超过美国，到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预计将超过美国，这种变化几乎是不可逆的。在原来的全球贸易和分工规则下，中国得以成功地持续追赶美国，使得美国对继续维持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愿望和能力都在下降，至少边际上在下降。在这一背景下，中美争执将长期存在。玉米投手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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