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至年，笔者奉调赴中国驻卡塔尔使馆从事外交政策调研工作。工作之余，笔者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国际关系领域出现了若干引起重大影响的理论，但在外交政策领域尚未提出比较成熟的理论，尤其是具有较强指导性的工具性理论。那么，能否在一线外交工作实践中，通过对外交工作的观察和提炼，总结出一个可用做外交决策参考或用于外交决策分析的理论模型呢？带着这个问题，经过近三年的思考，笔者心目中的“外交决策模式”逐渐浮现。笔者感到，国家利益是外交决策领域中至关重要的概念，决策者一般在准确界定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确定实现国家利益的有效对策。所以，外交决策和决策分析离不开对国家利益和国家利益实现方式的深入思考。然而，国家利益并不简单，国家利益的实现往往涉及很多方面的利害关系，国家决策者只有清晰确定这些利害关系方的合理诉求并合理应对，才能更好地促进国家利益的实现。所以，对于外交决策分析而言，深入理解一个国家的特定利益相关者，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这一认识指导下，笔者阅读了经济管理领域中工具性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经典文献，认识到这一分析框架与外交决策分析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如果我们能在深入理解这一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建立起外交决策分析领域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将对目前的外交政策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基于上述考虑，笔者组织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部分熟悉理论研究的青年学者，开展了外交决策分析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本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找出外交决策中利益相关者及其重要性的甄别方法，并确定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应对策略。为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决定，先对经济管理领域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进行归纳整理，再借鉴这一分析框架提出外交决策分析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然后利用这一理论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美印亚太安全合作、东欧国家的欧洲化进程、中美防扩散互动等问题领域的决策行为进行具体分析，演示并检验这一分析模式的可操作性。
研究表明，本书提出的外交决策分析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是研究国际热点问题应对和决策分析的有益分析框架，对外交决策的制定具有借鉴意义。如果这一理论框架能够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将会更加体现出它的政策价值。笔者认为，该理论的最大特点，是可以指导我们在量化准确的级别上，甄别出特定国家利益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并通过合理方式与这些利益相关者进行利害关系协调，达到更好的实现本国利益的目的。而这正是“合作共赢”外交理念的精髓。
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该项研究还不够完善，理论框架的构建还可以继续优化（具体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三部分的说明），有些案例章节的写作也与设计初衷存在一定距离。但是，我们仍相信，本书的研究成果与核心内容，对目前的外交政策研究具有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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