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利息与价格 > 利息与价格目录 > 韦森奥地利学派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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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多年的时间里不断经历了各种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的周期性经济波动，而这种经济波动又被经济学家们称作为“商业周期”（businesscircles）或“贸易周期”（tradecircles），也有经济学家直接将之称作为“经济周期”（economiccircles）。正因为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这种经济周期间断地发生，尤其是经历了-，-和7-8年这三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经济周期研究已经成了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自近代以来，在经济学中可能没有任何一项研究专题像经济周期及原因牵涉到这么多门派的研究精力和激烈争论，且到目前为止，对于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和相应的应对措施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一复杂和状况，使多年研究大萧条的美国经济学家、并曾任两届美联储主席的本·S·伯南克（BenS.Bernanke）在年发表在《货币、信用与银行杂志》上发表题为“大萧条的宏观经济学：一项比较研究”一文中，把解释清楚大萧条视为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theHolyGrail）”。他指出，“大萧条不仅导致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宏观经济学的诞生，而且还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持续影响着宏观经济学家的信念、政策建议和研究进程”。伯南克也承认，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15年中，这一研究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他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根本没碰到这一圣杯的边儿”（Bernanke,,p.3）。这也说明，对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商业周期及其原因，仍然是谜一样的一个研究课题。
在年出版的《货币与贸易周期》一书的英文版中，哈耶克曾指出，在他之前的关于商业周期（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们多称之为“tradecycle”）的理论解释中，存在着两种思路：一种是非货币原因（non-monetarytheories）的理论解释；一种是货币原因（monetarytheories）的理论解释；今天看来哈耶克的这种划分法仍然有现实意义。以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J.HuertadeSoto）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的商业周期理论，均属于商业周期的货币原因解释，剑桥经济学家霍特里（RalphG.Hawtrey）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也持商业周期的货币因素理论解释说；而熊彼特、美国制度经济学家米歇尔（WesleyMitchell），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才出现的以普雷斯科特（EdwardPrescott）、基德兰德（F.E.Kydland）等经济学家提出的真实商业周期理论（RealBusinessCycleTheory）则属于典型的非货币因素理论解释。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就来回顾和讨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
一、魏克赛尔的“累积过程理论”：自然利率，货币利率与工业波动
现代宏观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先驱是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魏克赛尔（KnutWicksell）。要理解奥地利学派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乃至剑桥学派和凯恩斯经济学派商业周期理论，就必须了解魏克赛尔的经济学理论。一位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乔治·沙克尔（GeorgeShackle）在年为魏克赛尔的《价值、资本与地租》英文版所撰写的序言中曾说：“魏克赛尔的著作巍如高山，两侧溪水恒流，灌溉了宽广的各色领域，而后重又汇成一条大河”（见Wicksell，/，preface）。沙克尔的这段话，充分反映了魏克赛尔的经济学理论重要性以及其对以后许多经济学流派的影响。
年，魏克赛尔出版了他的《利息与价格》，分析了货币与金融体系对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实际经济的影响，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应用总供给、总需求的分析方法，研究储蓄、信贷和投资对价格波动和经济活动的影响。在货币理论上，魏克赛尔属于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者，他认为货币只是流通中的交换手段，它本身并无主观价值，它的主观价值是由交换价值所决定的[2]。
但是，魏克赛尔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货币数量论者。他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均出现了货币数量与价格水平关系中许多不可捉摸的现象。大多数早期的货币数量论都认为，价格水平的变化是与经济体中的货币数量的多少直接相关联和成比例的。但这种理论既没考虑受银行信贷所影响的价格水平的弹性，也没考虑货币数量与个人收入分配决策以及企业生产决策之间的关联。魏克赛尔在他的价格积累学说中纠正了这一缺陷，提出价格波动起源于银行货币利率与实际利率之间的差异和波动。
受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CarlMenger）尤其是庞巴维克（EugenBohm-Bawerk）思想的影响，在《利息与价格》中，魏克赛尔使用了“自然利率”（请注意他用的是“资本的自然利率，即naturalrateofinterestoncapital”）和“贷款利率”（rateofinterestonloans）[3]，并提出了“贷款利率迟早总是要向资本的自然利率水平趋向一致”这一核心思想，进而从银行的贷款利率和自然利率的关系来说明现代市场经济中物价的上升或下降的累积过程。照魏克赛尔看来，“自然利率”就是实物资本的收益率，它不同于、也不必然等于货币资金利率，后者决定于银行可贷资金的供求。只有当两种利率相等时，经济才能达到平衡。但是问题和麻烦是，魏克赛尔在解释“自然利率”这一概念时，其含义一开始就比较含混。譬如，在《利息与价格》中，他把“资本的自然利率”首先界定为“不使用货币、一切借贷以实物资本形态进行时由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利率”（Wicksell,/,p.）。他还认为，自然利率对物价完全保持中立，既不使物价上涨，也不使物价下跌，它与不用货币交易而自然形态的物质资本来进行借贷时，为其需求与供给所决定的利率恰恰相等。但在年的《国民经济学讲义》中，他则放弃了这一含混的界说，给自然利率下了另外一个定义：“对借贷资本的需求与储蓄的供给恰恰相一致时的利率，而大致相当于新创造的资本的预期收益率（theexpectedyieldonthenewlycreatedcapital）的利率叫做正常的或自然的利率”[4]，从而把“自然利率”认作为“正常利率”、“真实利率”，而实际上把“自然利率”理解为商业的平均利润，或用魏克赛尔本人的话来说，是“预期的收益率”（Wicksell,/:vol.2,p.）。[5]
魏克赛尔的“货币均衡论”核心思想是，要达致具有极其复杂的银行和资本市场体系条件下现代市场经济的均衡，关键在于要使贷款利率与自然利率的相等。对于这一点，魏克赛尔在《利息与价格》的序言中就明确指出：“货币利率（moneyrate）迟早总要于资本的自然利率趋向一致。换句话说，货币利率的高低，最终是由实物资本物品的相对过剩或不足来决定的。……因此，在货币制度的实际情况下，贷款利率迟早总是要向当下的资本的自然利率水平看齐”（Wicksell,/,p.XXVI）。
这一思想非常明确并极其重要。后来，按照魏克赛尔的学生、与哈耶克同年获诺奖的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Myrdal）的研究，魏克赛尔所提出的“货币均衡”有三个条件：（1）货币的“正常利率”必须等于实际资本的收益率（即资本的“自然利率”）；（2）货币的“正常利率”必须等于事前估计的储蓄和投资相等的利率；（3）在货币利率等于均衡利率时，利率对物价的影响是“中性的”，既不会使物价上升，也不会使之下降。魏克赛尔也相信，如果银行的贷款利率低于资本的实际收益率，就会促进工厂设备的生产和投资的扩张，价格也会上涨。魏克赛尔还认为，货币均衡的三个条件是密切相关的，只有当它们同时得到满足时，经济才达到均衡。这也就是说，只要其中一个条件未得到满足，经济就失去均衡。如果货币利率偏离了自然利率，投资就不等于储蓄，从而价格水平就要发生变动。之所以存在这种关系，是因为企业家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只要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超额利润就会产生，这时企业家就会增加对资本的需求，结果是投资大于储蓄。这种趋势又导致对生产要素和商品需求的增加，在供给不变条件下，价格水平就必然呈上涨的趋势。反之，当货币利率高于自然利率时，亏损就发生了。这时，资本需求减少，投资小于储蓄。这种情况必然使生产要素和商品需求趋于下降，从而增加了价格水平下降的压力。因此，在魏克赛尔看来，第一个均衡条件即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的关系具有决定性意义。
如果资本的自然利率刚好等于银行贷款利率即货币利率，投资就等于储蓄，价格水平就稳定不变，经济即处于均衡状态。但是，魏克赛尔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是经常发生变动的，而且变动方向也不尽一致。这是因为，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的决定因素不同，且经常发生变化。自然利率决定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以及工资和租金水平。货币利率决定于银行当局，它可以根据经济情况和信贷能力随时调整。
魏克赛尔所描述的累积过程不是关于产量和就业的累积过程，而是价格水平的累积过程。这是因为，他是在充分就业假定下进行理论分析的。魏克赛尔累积过程的要点是：当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其价格水平将上涨，而且是累积性地上涨；反之，当货币利率高于自然利率时，价格水平将下降，并且是累积性地下降。假定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企业家获得超额利润，这就会导致增加投资、增加需求（生产要素的需求增加），进而，要素价格和收入将上涨，收入增加又会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另一方面，货币利率低下又会抑制储蓄，刺激消费，从而使得消费品价格上涨。这时又可能发生两种情况：（1）如果货币利率上升到自然利率的水平，投资下降，直到等于储蓄，价格不再上涨，但不是回到原有水平，而是保持较高水平上。（2）相反，如果货币利率仍保持在低于自然利率的水平上，那么，货币利率一次性的下降不只使价格水平一次性上涨，而会使价格水平不断地、累积性地上涨。以上是价格水平上涨的累积过程。接着是价格下跌的累积过程。当货币利率高于自然利率时，企业家因发生亏损，将缩减生产和投资，减少对生产要素和消费品的需求，从而投资将小于储蓄，总需求低于总供给，消费品价格将下跌。如果货币利率继续高于自然利率，价格水平将持续地、累积性地下跌。
这样，魏克赛尔就从银行的货币供给和金融体系的运作解释了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波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魏克赛尔经济学体系中心论证了货币银行系统和金融市场的利率对投资、消费和物价的影响，但魏克赛尔并没有把他的积累过程理论看成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商业周期的理论解释。在《国民经济学讲义》第二卷中，魏克赛尔明确指出，“在现有的条件下，信贷造成的货币购买力变化从根本上与工业波动密不可分，而且毫无疑问地会影响它们，特别是在造成危机这一方面，不过我们不必认为现象之间有必然联系”（Wicksell,/，vol.2,p.）。照魏克赛尔看来，商业周期的主因，基本在于“技术和商业的进步”并不像人类的欲望和需求增长的变化那样平滑：“更确切地说，应该从以下事实中寻找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和充分原因，即本质上技术和商业进步不能和我们这个时代增加的需求（特别是由于人口增加的相关现象）保持同步，而是有时快，有时延后，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尽可能地争取利用有利条件是很自然而且在经济上是合理的，而且由于新的发现、发明和其他方面的改进几乎需要各种准备工作，因此发生了大量的流动资本转化为固定资本。这是每一次经济繁荣的先兆……”。反过来魏克赛尔认为，“如果这些技术的改进已经被运用且没有其他的可用了，或者至少没有已经被充分验证或者有望超出归属于所有新企业的风险的边际利润，将会有一个衰退期”（同上，页）。换言之，供给侧的技术的变化，最终不可避免地围绕着较为稳定的消费者需求的增长而波动。
魏克赛尔还认为，如果银行可以根据技术进步（以及资本的收益率）而随心所欲地提高或降低利率，那么整个经济的物价水平就可能会保持稳定，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导致危机的主要因素可能也会消失，那么余下的不过是在固定资本加速形成时期与流动的存量不断积累时期之间的“一波悄然的波浪式”的运动而已。因此，魏克赛尔认为，银行自身的信贷政策固然不一定能消除商业波动，但至少可以阻止它们变得更加剧烈。概言之，“在魏克赛尔看来，与其说由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的背离所导致的价格水平的积累过程归结为现代市场经济中商业周期的起因，不如说是以某种震荡方式对不规则的真实冲击做出反应的趋势所呈现出来的特征，而且这还是根植于现代货币经济的性质当中的一个特征”（Goodspeed,,p.33）。魏克赛尔的这一认识，与后来由普雷斯科特(EdwardPrescott)、基德兰德（FinnE·Kydland）所提出的“真实周期理论”，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因而可以被视作为“真实周期理论”的理论先声。
在年发表在《国民经济学杂志》上的一篇“恐慌之谜”中，魏克赛尔晚年更加清楚地说明了他对现代市场经济中商业周期原因的理解。在这篇文章中，魏克赛尔指出，要解释现代市场经济中商业比较有规律的起伏现象，完全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个是假定有外来的力量不断起作用，因此造成动荡不宁；还有一个是利用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现代经济体系，由于其本身的性质，对于一切足以推动它的非正规的力量，将引起一种动荡不宁情况作为反应。可以想象这种情况犹如一个回转木马。魏克赛尔无疑地倾向于后一见解，而且认为通过机敏的信用政策，至少在多数情况下可以防止这种动荡的渐趋猛烈（转引自瑞典学派的经济学家贝蒂·俄林（BertilOhlin）[6]为魏克赛尔的《利息与价格》写的序言，见Wicksell,/，中译本，第5页）。不但如此，从奥林为魏克赛尔的《利息与价格》所做的序言中，我们还知道，魏克赛尔还对米塞斯所持有的“错误的信用政策是繁荣和萧条趋向的根源”的观点持批评态度。
二、米塞斯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
年，米塞斯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货币与信用理论》（Mises,/）。这本书在4年被翻译成英文，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Robins）为这本书做了序言，随之在英文世界里广为传播。这本专著主要讲述了货币的本质、货币的价值以及银行与信用，只是在第三编第五章第五节讲到了货币与经济危机。但是，就是在这一节中，米塞斯真正开始创了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7]，并影响了后来的哈耶克、哈伯勒（GottfriedvonHaberler）、罗斯巴德（MurryN.Rothbard）和德索托（JesúsH.deSoto）。在～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米塞斯在对货币与商业周期问题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在年由米塞斯研究所汇编了这类文章，出版了米塞斯的《经济危机的原因与大萧条前后的其他论文》的小册子（Mises,）。在年出版的《人的行为》一书中，米塞斯又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了他的商业周期理论，用第20章专门解释了利息、信用扩张和商业周期现象。
除了受庞巴维克和魏克赛尔的利息理论的影响外，米塞斯对当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货币对实体经济影响的分析，主要受古典经济学家对通货膨胀问题研究的影响，尤其是受“坎蒂隆效应”（theCantilloneffects）的影响。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Cantillon）是18世纪早期爱尔兰裔的法国银行家和经济学家。在《商业的性质》的小册子中，坎蒂隆最早分析了通货膨胀的重新分配和重新调整配置资源的效应。而米塞斯在《货币与信用理论》第20章关于货币与商业周期的简单论述，实际上重新论述了坎蒂隆效应，即认为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虽然无法改善社会的整体状况，但却改变了社会不同成员的之间的资源配置结构，从而必然影响这些资源在社会不同用途上的价值。因此，米塞斯一生均反对货币中性论[8]。
在《货币与信用理论》中，米塞斯直接引用了魏克赛尔在《利息与价格》中对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的区分：“魏克赛尔区别了自然利率（即在没有货币中介而贷放实际资本货品时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利率）与货币利率（即以货币或货币代用品所需要并支付贷款的利率）。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没有必要一致，因为银行有可能任意扩大信用媒介（fiduciarymedia）的发行量[9]，从而给货币利率带来压力，而使其降低到它们的成本所决定的最大限度。”（Mises,/,p.）。沿着魏克赛尔的思想，米塞斯认为，银行的信用媒介不断扩张，即他所说的银行的无准备的货币替代物（moneysubstitutes）[10]的发行，会把“货币利率”降到自然利率之下。接着他考察了因这种“魏克赛尔效应”所产生的结果，即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利用庞巴维克的资本和利息理论，米塞斯认为，“如果贷款利率被人为降低到由市场上发挥作用的因素所自由决定的自然利率之下，那么企业家就要被迫从事更长的生产过程。诚然，更长的间接生产过程要比更短的生产过程能够产生绝对更多的收益。但是从他们中得到的相对受益则更少，因为，尽管持续延长的资本化过程确实导致持续增加总收益；但是，从它们中得到的相对收益则更少。因为，尽管持续延长生产的资本化过程确实导致持续增加收益，但在达到某一点之后，增加的自身却变成递减的数量了”（Mises,/,p.）。米塞斯认为，“当银行开始以低于自然利率的利率实施发放贷款的政策时，生产活动的增加首先使生产资料的价格上升，而消费品的价格尽管也上升，但是上升的幅度很慢，换言之，仅在工资上升所引起的幅度内上升。所以，最初加强的是源于银行政策的贷款利率下降的趋势。但是，很快开始了一个相反的运动：消费品价格的上升，生产资料价格的下降，即贷款利率的重新上升，它再一次接近自然利率”（Mises,/,pp.-）。然而，“只要贷款利率和自然利率一致，企业家就无利可图；进入更加长时间的生产周期则会亏损”（Mises,/,p.）。于是，整个过程就会遽然翻转过来，最后导致整个经济的危机。因此，米塞斯把经济危机视作为“投资于过度延长的间接生产过程的一些资本亏损的征兆，证明把所有生产资料从那些无利可图的用途中转移到其他用途是不可行的；其中一部分不能撤出，而且要么闲置不用，要么至少不太经济地加以使用。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有价值的损失。……本来可以能够满足于更重要需求的经济商品却被用来满足不太重要的需求，只有当这个错误能够用转移到其他渠道的方法来加以纠正的情况下，才能制止损失”（Mises,/,p.）。
概言之，照米塞斯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机的起因在于银行扩大信用媒介，“银行在扩大信用媒介的发行时从来没有达到其限度。它们一向在没有到达这个限度的很早之前就停止了，无论是因为银行没忘记更早的危机而谨慎地发行自己的信用，还是因为它们必须服从关于信用媒介的最大发行量的法律规定，都会是如此。……所以，在没有必要爆发危机的时候，却爆发了危机。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解释为什么说限制贷款是经济危机的原因，或者至少是经济危机的推动者，这显然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如果银行之继续降低贷款利率，那么银行就能够继续延缓市场的崩溃。……当然，银行能够延缓崩溃的出现，不过，正如上文所说明的，不可能进一步扩大信用媒介发行的时间最终一定会到来。然后则出现危机，而且，如果贷款利率低于自然利率的周期越长，如果不符合贷款市场形势的间接生产过程被采用的程度越大，那么危机的结果就更严重，对市场繁荣趋势带来的影响就越大”（Mises,/,p.）。
这样，尽管在年出版的《货币与信用理论》中，米塞斯只是就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的背离理论基础上，并结合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过程理论”，简略地阐述了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商业周期现象，但奥地利学派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的基本理论框架在这里已经初步形成了。这对后来的哈耶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罗斯巴德以及德索托等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的商业周期理，均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或者说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最初是在米塞斯的这本《货币与信用理论》中奠定的。
如果说米塞斯在年的《货币与信用理论》中只是粗略地勾画出了奥地利学派货币与商业周期的理论框架，到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米塞斯在奥地利财政部理赔局的任职和在奥地利商会的工作，加上这一期间他大量参加一些国际学术讨论会，他更有机会深化他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20世纪20年代初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奥地利的高通货膨胀，更进一步给了米塞斯一个观察和验证他的理论的历史机会。在年，米塞斯出版了他的《货币与流通媒介》（即后来英文版的《货币与信用理论》，4年在维也纳出版）第二版，并在年出版了一本旨在稳定货币币值和消灭商业周期的经济政策问题的德文专著《货币稳定与周期政策》（MonetaryStabilizationandCyclicalPolicy，这本小册子的英文翻译，收录在由泊塞·L·格里夫（PercyL.GreaveJr.）编辑的米塞斯的文集《经济危机的原因》的第二部分，见Mises,）。这一时期，米塞斯还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在维也纳成立了一个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聘请他以后多年的盟友和学生哈耶克做这一研究所的所长，来专门研究商业周期问题。
在《货币稳定与周期政策》这本小册子中，米塞斯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商业周期理论，明确指出，商业周期的重新出现，完全是由流通媒介的膨胀造成的。他明确指出：“只有当银行停止发放更多的新的信用媒介和停止降低‘自然利息率’到一定的程度时，危机才会爆发”（Mises,,p.）米塞斯还指出，货币供给的增长或多或少是一次性的，它们可能造成错误投资，但影响并不持久。相反，流通媒介的膨胀却有不断重复试验的倾向，因为商人和政客相信增发流通媒介是降低利率的合适手段（Mises,,p.-）。根据这一解释，米塞斯实际上补充和完善了他在《货币与信用理论》中所简单勾画出来的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那时米塞斯还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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