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
作者：
许志伟：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刘建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
摘要
经济不确定性怎样影响中国宏观经济？货币政策如何应对?？本文将异质性收入和流动性约束引入标准的新凯恩斯框架，定量研究了收入不确定性的宏观效应及多种货币政策规则的稳定作用。理论分析表明，收入不确定性上升时，家庭会预防性地增持流动性资产，并对生产性风险资本的供给产生挤出效应，最终导致总需求变弱、经济下滑。基于贝叶斯结构估计，本文发现:收入不确定性冲击是产出和投资波动的重要驱动力，因而是理解经济形势不确定下中国经济周期的重要维度。动态分析表明，与数量型规则相比，以利率为工具的价格型规则由于直接影响资本市场价格而具有更好的稳定效果。本文为经济不确定性下的货币政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以下为正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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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新的阶段，经济走势充满不确定性，GDP增速出现近20年以来的首次结构性放缓。这种不断加大的经济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微观个体的决策乃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面临高度不确定的经济形势，如何有效提升实体消费和投资增速，是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货币政策研究，尤其是理论和定量分析，需要立足现实，忽视当前重要的宏观背景会导致政策分析出现偏误。鉴于此，本文将家庭面临的不确定性引入宏观分析框架，定量评估货币政策效果。
微观调查数据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家庭的收入不确定性出现了持久而大幅的增加。例如，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库，家庭层面的劳动收入不确定性从年的0.74上升到年的1.07，而总收入的不确定性也从年的0.59上升到年的1.22。经济不确定性，尤其是收入的不确定性变化(二阶矩的波动)会直接影响微观个体的消费和储蓄行为。经典的储蓄理论表明，在效用函数满足标准的正则条件下，家庭在面临收入不确定性增加时，会倾向于减少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传统研究收入不确定性(或风险)的宏观文献往往假设收入服从一个外生过程，本质上为一个局部均衡模型，因而无法研究收入不确定性的宏观(一般均衡)效应。此外，在研究不确定性对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影响时，文献通常假设家庭仅持有一类资产，如生产性物质资本，因而忽略了多种资本市场的联动效应。这类传统模型意味着较高的不确定性将通过一般均衡渠道提高生产中的实际资本以及总产出，但这与实证结果不一致。事实上，收入不确定性的升高不仅会影响家庭的储蓄(以及消费)水平，更会影响家庭对不同流动性资产的配置决策。当面临流动性约束时，家庭会倾向于持有更多的流动性资产(如货币资产)，这种对流动性的需求使得预防性储蓄动机尤为突出。更为重要的是，增加的流动性资产需求会对风险资产(如生产性物质资本)市场的供给产生挤出效应，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在一般均衡机制下，进一步导致总投资下降、总需求减弱，最终对整个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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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基于上述思想，本文将收入异质性模型(Wen，)引入标准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框架中，定量研究收入不确定性的宏观效应。模型中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每期受到一个个体异质的收入冲击影响，该冲击在不同家庭和不同时期间服从独立同分布。与Wen()不同，我们进一步假设收入冲击的方差具有时变特征，从而表现为收入不确定性冲击。为刻画家庭的资产配置行为，模型考虑了货币、无风险债券以及生产性风险资本三类资产。为刻画家庭对流动性资产的需求，参照Wen()引入流动性约束，即家庭在每一期的货币持有必须是非负的。由于收入具有不确定性，尽管持有货币并不产生利息收入，但每个收入较高的家庭仍会有动机持有一定量的货币(流动性)。因此，本文在刻画货币需求时，与标准的货币模型，如货币先行约束(CIA)或货币效用(MIU)理论，有本质区别。理论分析表明，当收入不确定性增加时，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家庭面临流动性短缺的风险会增大，因而倾向于持有更多的货币以平滑消费路径。这种预防性储蓄会降低消费支出(传统文献中的机制)。与此同时，高的流动性需求反映了更高的流动性溢价。货币与债券市场的无套利条件表明，名义利率(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也相应地升高。家庭对流动性资产的更高需求会挤出生产性资本的供给，因而降低了总投资。收入不确定性上升引致的总需求下降(消费+投资)会造成通货紧缩，这又进一步降低了企业对物质资本的需求，因而在生产性资本市场上，需求与供给同时下降，最终造成投资水平的大幅减少。由此可见，微观家庭的资产配置为收入不确定性冲击提供了关键的传导机制。
以上仅是从理论角度给出定性的传导机制分析，为了进一步定量评估收入不确定性的宏观效应，本文利用中国季度产出、投资、通胀与货币流速序列对模型进行贝叶斯结构估计。由于中国并没有微观层面的收入分布季度数据，我们仅能将收入不确定性冲击作为潜变量处理;通过贝叶斯方法，利用货币流速序列对收入不确定性冲击非常敏感的特性，可以很好地识别该冲击。进一步利用卡尔曼平滑技术提取收入不确定性冲击序列，可以发现该序列很好地反映了现实中的重大经济事件。例如，在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家庭的收入不确定性在很短时间内出现了大幅上升，而在年中央政府实施“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后(至年底)，该不确定性又呈现大幅回落，这表明逆周期的大型财政刺激计划能够显著降低经济不确定性。基于估计的模型，本文进一步评估了收入不确定性冲击对经济波动的贡献度。方差分解结果显示，该冲击解释了约45%的产出和投资波动。以上分析表明，收入不确定性冲击是中国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之一，它对于理解流动性约束下的中国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试图回答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货币政策是否能稳定由收入不确定性造成的经济波动?为此，我们着重比较了以货币增速为工具的数量型规则和以利率为工具的价格型(泰勒)规则。脉冲反应结果显示，价格型的货币政策能够更好地稳定经济。这是因为泰勒规则直接控制名义利率来锚定通胀和产出缺口，因而较之数量型规则更为精准和有效。脉冲反应结果显示，泰勒规则在收入不确定性上升时，通过大幅提高货币增速有效地控制了无风险债券名义利率的上升幅度和风险资本名义收益率的下降幅度。市场充足的流动性使得预防性货币需求不再挤出生产性资本的供给以及消费水平。收入不确定性对总需求的不利影响得到了有效缓解。由此可见，“新常态”下，经济走势不确定性加大的关键时期，以利率规则为主导的货币政策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因而利率市场化等一系列金融市场改革至关重要。
本文重点考察的是家庭层面的收入异质性，而非企业层面的生产技术异质性，且发现资产配置是一个重要的传导机制。理论方面，本文构建的异质性家庭DSGE模型与传统研究收入不确定性的局部均衡模型有本质区别，后者无法研究收入不确定性的一般均衡效应。技术方面，本文基于DSGE结构模型，利用中国宏观经济数据进行贝叶斯估计，可以很好地识别无法观测的收入不确定性冲击;同时通过卡尔曼平滑技术，本文提取了与历史事实相符、随时间变化的收入不确定性冲击。此外，与文献不同，本文将微观不确定性引入了新凯恩斯框架，因而可以在标准的货币经济框架下讨论政策的稳定性问题。据笔者所知，目前国内文献并没有基于异质性个体DSGE模型来讨论经济不确定性的研究。而对于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导致的宏观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并不十分清楚，本文研究在这方面做了一个初步尝试，也为以后定量研究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分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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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将收入异质性模型引入标准的新凯恩斯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定量讨论收入不确定性如何通过资本配置渠道影响整个宏观经济。当不确定性上升时，流动性约束使得家庭倾向于持有更多的流动性资产(货币资产)，并且推高了流动性溢价与名义利率。大幅增加的预防性货币持有除了减少消费水平，同时也挤出了生产性资本市场上的总供给，最终导致总投资下降、总需求减弱、经济下滑。为定量考察收入不确定性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利用中国季度数据对模型进行贝叶斯结构估计。数值结果显示，收入不确定性冲击是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驱动力，分别解释了产出波动的45%、投资波动的50%以及货币流速波动的60%。基于估计模型，我们进一步比较了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规则的经济稳定性。脉冲反应显示，以名义利率为工具的货币政策能够更有效地平滑由收入不确定性造成的经济波动。原因在于，该政策规则直接作用于资本市场价格，导致收入不确定上升情形下，名义利率变化平缓，因而预防性货币持有并没有大幅挤出生产性资本的供给，最终可以有效地阻止总投资以及总需求的大幅下滑。
本文的定量分析表明，各资本市场之间的联动效应是传导经济不确定性的重要渠道，因而以名义利率(反映了资本市场价格)为工具的货币政策规则具有很好的稳定效果。这一发现对新常态时期的货币政策、金融改革提供了较好的指导意义。具体而言，通过金融创新来缓解家庭层面的流动性约束，以降低预防性货币持有动机、减弱其对生产性资本的挤出效应;进一步加强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增强利率作为资本市场价格信号的作用，是未来货币政策有效应对经济不确定性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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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张斌
编辑林蓉蓉
来源《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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