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利息与价格 > 利息与价格目录 > 彭明生范从来论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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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生，南京大学经济学院；范从来，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摘要中国经济正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货币政策框架转型，营造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货币金融环境至关重要。本文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演变过程，并与全球货币政策框架的主流变化趋势进行了比较，分析了货币政策框架变化的内在逻辑，从中总结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实践经验，探寻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方向。本文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新框架应该顺应世界货币政策框架的演变趋势，增加稳定物价的权重，同时应当考虑经济发展的阶段、经济转型的程度以及社会制度的要求。关键词高质量发展货币政策框架实践经验转型一、背景与问题提出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中不充分和不平衡问题，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了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围绕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来制定经济政策和进行宏观调控。传统的总量型货币政策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方面日显乏力，货币供应量指标与经济的相关性也在下降，金融资源向实体经济的传导并不十分顺畅。这就要求我国继续深化金融改革，除了要贯彻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发挥结构性引导作用以外，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推动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从本质上化解当前中国货币政策面临的困境。
从世界范围来看，主流的货币政策框架演变过程主要围绕货币政策目标展开。首先，面对年至年的经济大萧条，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指出是市场失灵导致了经济中的有效需求不足，主张采用宏观政策进行总需求管理。随后，以适度通胀换取经济增长的菲利普斯曲线，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多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提供了理论基础。再者，到了20世纪80年代，世界主要经济体陷入“滞胀”困境，稳定物价的理念得到强化。随着经济研究工作的深入推进，货币主义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研究发现，菲利普斯曲线只是一种短期现象，长期内可能不存在。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内也不存在。而以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具有透明度高，能够克服动态不一致等优点而受到广泛采用，全球货币政策目标框架开始收敛到稳定物价的单一目标制。
然而，中国并未追随全球货币政策框架的演变轨迹，我国建立起的是以数量型为主的间接调控方式，采取的是多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从实践结果来看，中国货币政策框架根据经济形势变化不断调整，也取得了良好的调控效果，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物价水平保持总体稳定。可以说，中国货币政策框架在不断转型的同时，自身也在积累宝贵经验。现阶段，这种货币政策框架的调控效果似乎难以显现，推动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逐渐成为共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不断发展完善，货币政策的调控框架需要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实际上，“货币政策框架作为中央银行进行金融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只有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才能更好地发挥金融调控作用”。所以，需要思考如何形成符合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货币政策新框架。
二、高质量发展阶段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上升
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的会议中，提出“六稳”工作，并将“稳金融”置于“稳投资”的前面。一般来讲，如果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就业形势严峻，依照过去的做法，按照凯恩斯理论应该把“稳投资”放在首位。而中央这次提出的“六稳”工作是将“稳金融”放在“稳投资”的前面，突出强调了金融对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所以，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作为重要的金融政策，货币政策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第一，我国宏观调控的市场基础日益完善，货币政策将发挥更大作用。年我国经济增速为6.6%，尤其是年第四季经济增速有所放缓。过去，在经济存在下行压力时，按照凯恩斯理论，可以通过财政支出拉动投资，刺激总需求，使经济向均衡运动。但是在实践中，发达国家主要依靠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逆周期调节。例如，为应对年金融危机引致的经济衰退，美联储将利率降低到零下限。同期，我国则主要按照凯恩斯理论，采取财政刺激计划，实现了经济回升。可以看出，中西方应对危机导致经济衰退的首选经济政策存在差异。其原因在于，货币政策赖以发挥作用的市场机制发育程度存在国别差异。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机制更为完善，而我国市场机制尚未完全有效，相较于货币政策，通过财政支出直接拉动总需求更有效。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由计划逐渐向市场转轨，市场调节机制尚不完善，财政政策是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虽然财政政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投资过热和物价大幅波动等经济失衡局面时有发生，不利于经济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金融市场日益发展完善，市场逐步在金融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更为有效。21世纪以来，我国基本实现了经济较快增长同时物价基本稳定的局面，这主要得益于以数量型为主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通过货币政策稳定预期，为市场主体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存在下行压力，加大了企业经营困难，为此要将相关政策落实到位，提振民营企业对经济发展的信心。有研究表明，在经济存在下行压力的时候，营造有利于企业形成盈利预期的宏观经济环境才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因此，现阶段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十分重要。从凯恩斯价格预期理论来看，经济下行时，市场主体预期悲观，预期价格下跌，企业长期贷款需求萎缩。传统凯恩斯学派主张实施财政政策，依靠基建托底实现经济稳定。费雪则主张发挥货币政策作用，防止经济陷入“通缩陷阱”。
实际上，从年底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PPI和CPI同比涨幅回落的同时，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速也在下滑，这表明当前我国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的效果有限。纵观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基建投资取得的成就——高速公路、高铁、桥梁等建设举世瞩目，相关的部分领域产能过剩（如钢铁工业等）与重复建设已成事实，有研究表明这与我国的财税体制以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有关。另外，我国企业存在明显的所有制类型差异，财政政策难以中性对待国有与民营企业，财政性资金更容易流向国有企业，而民营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却面临严峻的融资难问题，依靠财政支出拉动投资，刺激总需求的传统模式已然难以奏效。为此，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在减税、降费等方面下足功夫。同时，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偏松，维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力度。
从中国经济实践来看，依靠财政支出拉动总需求的作用效果相对有限，并且大规模财政支出会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在这样的背景下，促进金融与经济的循环发展，提高经济的内生动力才是保持经济长期稳定的关键。因此，必须不断深化金融改革，强化金融服务功能，增强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力度。具体来说，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避免财政政策越位或缺位，减少政府对微观主体的直接干预。政府应从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制定好合理的市场规则，让市场主体自主运作。另外，短期内要发挥好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稳定住市场主体的预期。中长期来看，要重视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在线修复”，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固的金融支持。
第三，作为不断开放的经济体，中国的货币政策还要保持内外平衡。根据M-F模型，开放经济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不同汇率制度下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例如，如果一国允许汇率浮动，那么财政政策的作用可能会因本币升值以及净出口的减少而受限，相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作用效果却能得到提升。也就是说，发挥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需要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我国在经过多次汇率市场化改革以后，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有所增大，这会相应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闻岳春和唐学敏实证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在应对内外经济均衡时的作用差异，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政策应对内外经济失衡时存在矛盾，而货币政策在应对内外失衡时能够表现出一致性。可以说，就不断开放的中国经济而言，在应对内外部经济形势变化的时候，货币政策兼顾内外均衡的重要性在上升。
现阶段，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已经基本趋于平衡。过去，由于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占款不断增加，央行往往需要对外汇占款进行对冲操作，抑制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主动性。随着国际收支趋于平衡，外汇占款导致的流动性供给减少，这将减轻央行被动对冲外汇占款的压力，为央行自主提供和控制流动性创造了条件，同时这也对央行调控货币流动性有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为应对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的下行压力，货币政策首先要及时发挥逆周期作用，稳定内部经济大局。同时，为应对贸易摩擦等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货币政策还需要兼顾外部均衡，为国民经济发展争取有利条件。
三、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路径和实践经验
从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路径并没有遵循世界主流趋势，而是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不断调整。
1.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路径
中国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时间不长，但货币政策的调控框架已经经历了一次比较重大的转型，即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直接信贷控制转向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的间接调控方式。时至今日，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仍然是以间接调控为主，处在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转变过程中。另外，从货币政策的目标框架来看，虽然中央银行法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有明确规定，即“维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实践中，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动态调整的，大体经历了“发展经济、稳定货币”的双目标，然后转向“维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再到“把握好实现币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间的平衡，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多目标。可以看到，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路径主要分为以下两个层面：一是调控方式的转型，二是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变化。
第一，伴随着我国经济不断转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式在适势而变。改革开放初期，延续着“统收统支”的计划经济思想，金融调控方式以直接信贷控制为主。年人民银行开始行使央行职能，随后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地位，明确了人民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职能。年，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式由直接信贷控制转向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的间接调控方式，市场化的现代金融调控体系开始不断建立和完善。从实践来看，过去一段时期，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间接调控框架取得了较好的调控效果，有效地控制住了改革开放初期产出与物价高波动的局面。但是，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金融创新的发展，数量型调控方式的局限性开始显现，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可测性以及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在下降，进一步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被提上议题。
主流观点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地不断转型，金融市场化改革也在配套推进，金融体系不断完善，市场开始在金融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已经开始具备，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式亟需转向价格型调控方式。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仍然存在很多不合理的管控，金融产品的定价和风险管控能力有限，同时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仍然需要继续深化，这些都在影响着利率传导机制的效率，货币政策的价格调控基础，利率传导机制尚未完全形成。
所以，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进一步转型依然面临实践困难，需要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和功能，完善外汇市场体制机制。但是，深化金融改革是一项中长期工程，所以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不可采取“一刀切”的形式、直接放弃数量调控方式。虽然现阶段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局限性开始凸显，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其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重要性，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量价配合仍然是当前货币政策调控的首选方式。只是从大的主流方向来说，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向价格型转型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
第二，伴随中国经济不断转型，货币政策的目标框架也在不断转型。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一直是货币政策理论研究中争论较多的问题。从主流的经典货币金融学教材来看，货币政策的目标被总结为价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就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改革，货币政策的目标框架也在逐步转变，大体上经历了从双目标，再到单目标，最后到多目标的转变过程。首先，从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是“发展经济、稳定货币”的双目标制。这一时期货币政策目标的表述实际上意味着经济增长目标优先于价格稳定目标。这种政策目标的选择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原因。因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比较落后，人均经济总量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较低水平，温饱问题亟待解决，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是当时特定阶段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尽管这一时期出现了多次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国民福利，扰乱了国民经济发展秩序，但是从经济发展的结果来看，经济高速增长确实在短期内改变了我国贫穷落后的经济面貌。其次，年中央银行法规定我国货币政策以“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作为目标，使得价格稳定目标优先于经济增长目标，货币政策目标开始向维持币值稳定的单目标收敛。货币政策目标的这种转变无论是从理论分析还是实践检验来看都有一定道理。理论上，货币政策是短期总需求调控政策，而经济增长是长期问题。另外，按照货币主义学派的观点，货币政策长期不影响总需求，只会导致价格水平的变化。从实践结果来看（见图1），-年间，我国经济保持周期性的高增长，经济运行很不平稳，波动性较大，同时通货膨胀交替出现。不过，自年货币政策目标表述调整以后，我国经济增长率和物价总水平的波动明显下降，经济的稳定性明显增强。再者，新世纪以来，国际收支双顺差对我国货币供应量和物价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开始北京哪家医院治疗白癜风术好北京治疗白癜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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