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经济学,看其背后揭示的人性善恶后续

前篇文章内容中，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在各国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数据比并的时代，各国发展所仰仗的、建立在人性本恶前提下的经济学已经使社会纲纪产生严重的混乱、社会道德面临严重的缺失。

在为孔氏一脉中孟、荀二公人性善恶争论的阐释中我说过，万物的进衍，虽然都建立在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基础上，满足最基本生存需求的掠夺、杀戮的恶根性亦可视为万物存在的基本前提。

但依此为前提，当各物种间既消除了生存压力，又能够在所处环境下获得共同繁衍的基本保障，其彼此间关系自然将趋于平和、和谐。这一阶段中，上至为国民亟尽劬劳的大仁者，义薄云天的大义者;下至父母对子女的呵护、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为至爱奋不顾身、为亲朋两肋插刀等向善行径亦同样来自于生物本性。

所以随着反复经历迈入文明、盛极而衰与民族融合的文明湮灭、推倒重建过程的人类社会发展脉络中，人性的善恶本身并不是绝对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能够在恶根性的基础上激发人们向善本能，本身需要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脉络的充分印证以及众多变量因素的相辅相成。也就是说达到人性向善本身是一种高度文明与时间积淀的产物，在众多因素的影响下，人类迈向文明的兴衰更易、循环往复中显然也并非所有群体、所有地区、所有文化都完整经历这个在观念层面由恶至善的飞跃过程。

当然这种现象又引申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我说过人类迈向文明的标志在于物质基础保障下的观念飞跃。而在人类文明的波峰谷底、盛衰更易中，处于不同观念下的人们，自然存在着不同阶段、不同层面的人生追求。国家、社会的发展策略与也自然需要相应去顺应规律对人生的不同追求加以引导。

那么建立在人们互相无法取信、各国间彼此对立环境下，以《国富论》、《资本论》以及后期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根基的经济学，本着人们各为私欲的前提去拟定如何最大化获取资源的策略本身毋庸置疑，也符合其自身的时代背景。但通过所强调人性本恶的观念，我们也可以确定其亦仅仅是人类为迈向文明历程中，奠定根基的阶段性产物。

无论迈向何等文明的高楼大厦、亭台楼宇，我们对于物质基础的保障、经济发展的方向都应建立在明确目标与方向下。而在结束冷战的对峙格局后，全球军备竞赛式的基建建设至当下比并数据式的畸形发展，无论从社会整体对资源的过耗，还是社会内部对资源分配的方式都已呈无的放矢乱象。

全球这种过度执迷于并不符合当下适宜的发展建设方式，所形成国内绝大部分地区呈衣食无忧、生活安睹，小康者司空见惯、大富者不可胜数的环境下，包括家资巨富的商人、手握重权的官员，依然通过手中权利、商业手段谋取完全过剩与无从应用的私利。以至这些违法官员、商人所谋求终身用之不尽的巨额资产直到被抓捕尚“无福消受”。

而社会中绝大部分人们只视“日进斗金”的马云、王健林等企业家与一众包括体育、娱乐等行业从业人员的奢靡生活为人生目标。人们对资源的侵占、金钱的竞逐也已达到一种有违常理、不合逻辑的畸形“病态”。

同时近数十载的发展历程也使得全球误认为，沿用经济学理论、通过以市场化方式鼓励竞争、国际经贸手段达到此消彼长的经济发展策略是社会发展、国家建设的唯一方式。

而纠其根本原因，此类现状乃当代人们虚无历史观下造就正常反馈。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没有认识到抛开工具的进步，近数百年来现代欧洲人的崛起过程仅仅是与满、蒙之于中华等民族融合相同的文明湮灭、推倒重建的往复循环。

在这次将整体规模扩大至全球的民族融合的过程中，现代欧洲人的开化过程是与此前众多民族融合过程完全一致的。而历经数百载的春秋，其亦从未完全经历真正的和平盛世。所以所谓现代文化的核心只有反抗、争斗、破坏，而其对人类社会往复循环的发展脉络与社会的长期发展方向却是几乎完全未知的。其建立在相对原始思维下人性本恶的求存观念，对于真正由乱到治，又恶向善的清平盛世也是完全视而不见的。

所以其自然无法正视经济建设仅仅是为人类迈向文明所奠定的物质基础，也无法明确人类在迈入文明后的不同社会阶段中所拥有不同的追逐目标。

所以在尚未获得繁衍基本保障前，求存本能迫使我们在人人无法取信、相互对立的环境下不遗余力的对资源侵夺、对金钱占有本身无可厚非;但在今日全球环境已由“此消彼长”向“合着并存”的方向发展，物质资源的丰腴前所未有的环境下。

如果你的人生意义和人生追求仅仅停留在类似马云、王健林等当代商客;依然以求存本能下的人性本恶为准绳，甚至对人生的目的、方向尚不明确，那无论物质享乐与否，都不妨是一种失败的人生。

而结合当下社会，在已奠定坚实物质基础的环境下，网络曝光著名商客马云退休后，社会真正需要的并不是下一个“马云”，而是一个拥有卓绝阅历、运筹帷幄的智者。

(文章为原创内容，图片来自网络收集)

转载请注明：http://www.ruseluosi.com/ljzz/11961.html

• 上一篇文章： 我们这次赶上了流动性陷阱进行时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