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投资机器变成市场主导者,个

前言

我们对机器以及智能的崛起做过简要但明确的探讨。探讨的结论非常清晰：从量化到人工智能，机器早已成为市场的绝对主导者，而人，尤其是个人投资者，不但已经不再是市场的主角，而且可能是最弱势的一个群体。

个人投资者

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影响其投资行为和投资结果的，远远不止是机器这个因素。实际上，机器越来越强大只能算是一个外部因素。影响个人投资的还有一个重要内部因素，那就是人本身的投资情绪和行为方式。众所周知，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人被定义为一种理性的动物，其行为都是以利己为核心的。

这种“经济人”假设最早来源于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每个人都力求运用自己的资本，生产出最大的价值。一般而言，他不会为了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促进多少。他只考虑自己的安全，自己的所得。正是这样，他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实现着他自己并不打算实现的目标。

亚当·斯密最初的这一段简单描述，后来不但被当成了经济学的“圣旨”，更得到了后来的许多经济学家进一步阐释。冯·诺依曼（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人工智能先驱之一，计算机之父）和摩根斯坦两位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期望效用理论，讨论了关于面对风险时应该如何做出最优选择的问题。在传统经济学家看来，理性人都会按照这一理论行事，也就是说，人知道如何应对风险并做出理性的决定。

后来，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又提出了合理预期理论，按照他的理论，经济人因为理性，所以会选择最符合自身利益的行为行事，他们会对现有的信息进行充分的理解，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出决策。

总而言之，在传统或者叫作经典经济学家的眼中，人就是这样子的：·人对各种事情的预期都是偏向理性的；人们期望获得最大的效用，而如果是一个公司，则要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人可以根据掌握的全部信息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正确选择。

尽管这样的假设被追捧者认为是不证自明的公理，但类似的观点的确从一开始就遭到了质疑，尤其是那些非经济学出身的人。道理也很简单，历史上有太多的事情可以证明从亚当·斯密的一段话就推断出人类的理性是多么的可笑。

在最早对斯密的这种理念提出质疑的人中，查尔斯·麦基要算一个。麦基和斯密一样来自苏格兰，而且也上过同一所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但他却对人类抱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人类不但不理性，反而是一群疯狂的动物。在他所写的《财富大癫狂：集体妄想及群众疯潮》一书之中，他把人类做过的那些疯狂的事揭了个底朝天，其中，他尤其重点记述了人类在财富投资上的癫狂行为：年前，荷兰人为了郁金香球茎而神魂颠倒。

随后，法国人为了一个虚假的“密西西比计划”陷入巨大的投机狂热中；年前，以理智著称的英国人同样在“南海泡沫”事件自在麦基看来，群众疯狂不分阶级，是一种全民的行为。而在各种各样的大泡沫中，人们之所以不分男女老幼、高低贵贱，都渴望快速致富参与投机，归根到底是因为他们本性如此——人都是非理性的。

麦基是第一个将南海泡沫、密西西比泡沫以及郁金香泡沫一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作家，而也正是因为他的生动描述，我们至今仍然时常提及这些历史上真切发生过的投机事件。不仅如此，这些例子也成了反驳经济学理性假说的重要依据，毕竟它们都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的确，人类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之中经常干出很多愚蠢的事情，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战争、疾病以及死亡。就连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白芝浩也觉得，只要人和金钱沾上，就会产生一些奇怪的事情：人会蠢蠢欲动，然后开始投机，直至最后泡沫破灭，出现恐慌。

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20世纪也写了一本关于疯狂和崩溃的书，不同于麦基的极端，金德尔伯格认为人类总是制造大泡沫和大崩溃的原因在于“合成谬误”触发了人的从众心理。简单地说，就是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基于理性，但是如果其他人都这么做，结果就未必是理性的。在他看来，历史上满眼都是理性人不理性的例子，比如我们在前面屡次提到的牛顿炒股的故事。

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则在19世纪末写了一本至今仍受追捧的书籍——《乌合之众》。这本书对群体心理所做的解读，既让人感觉诧异，但也的确戳中了很多要害。勒庞在书中指出，个人一旦陷入群体之中，其个性就会被淹没，与此同时，情绪化、极端化以及低智商化的特征开始显现。

“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勒庞说，“我们以为自己是理性的，我们以为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有其道理的。但事实上，我们的绝大多数日常行为，都是一些我们自己根本无法了解的隐蔽动机的结果。”

年美国股市的大崩盘再次使全球投资者遭受打击，也让人进一步思考人的行为对市场的影响。年，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重要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提出了“动物精神”一词，他指出，人类的本能与情绪等都会自然而然地影响人的行为：即使排除了投机所导致的不稳定性，这里的不稳定性也有由人类本性所带来的影响，即我们大部分的积极活动都源于自发的乐观情绪，而并非是数学上的预期，不论是道德的、享乐主义还是经济的。

人类在投资上的行为

我们想做正事的决定（整个进程和后果往往需要酝酿很多时日），大部分也许只是体现着某种动物精神。动物精神是一种自发的冲动，它是有所为而不是无所为的，也并非加权平均和概率量化各种好处的结果。

虽然凯恩斯没有对“动物精神”四个字做过多的阐释，但毫无疑问，他的这一解释启发了不少后来的学者，而这也使他成了行为经济学的先驱人物之一。另一位对人类行为研究颇深的则是赫伯特·西蒙，这是一位在年参加达特茅斯会议的人工智能元老。西蒙发现，经济人假说基础上的理性决策理论完全只是一种理想模式，在实际之中根本不可能得到应用。

他提出，人是一种处于完全理性和完全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生物。这位西蒙先生横跨人工智能、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管理学等学科，既拿过图灵奖，又拿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一位天才级的人物。

但无论是在政策层还是在学术界，这些研究结论都得不到太多的重视和认可。监管层对民众的非理性情绪置若罔闻，面对低迷的经济，他们认为适当的投机活动可以促进经济的活力，而且理性的投资者完全有能力判断市场是否过热。这一理念的典型代表就是格林斯潘。这位曾主政美联储多年的自由派官员就说，泡沫是无法判断的，只有它破灭了才知道是泡沫。

然而，年网络大泡沫的破灭给了格林斯潘等市场理性派人物当头一棒。纳斯达克高达八成的跌幅，不仅使得几万亿美元的财富灰飞烟灭，也让美国经济遭受到了重大的打击。这时候，那些曾经多次呼喊市场非理性、投资者非理性的学者，才得到了出场的机会。

1年，美国经济学会将经济学的重要奖项克拉克奖颁给了马修·拉宾，这是自年以后该学会首次将这一重要奖项颁发给一个行为经济学学者。一年之后，著名的心理学家、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与此同时，以《非理性繁荣》一书成功预测了网络泡沫崩溃的耶鲁教授罗伯特·席勒开始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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