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非常严重的理论问题，其恶劣后果再怎么夸大也不过分。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利息的产生。这需要我们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著名格言：钱不能生钱。他认为利息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他对“利息是使用金钱的成本”这个谬见是有责任的。在许多世纪以来，在两千多年里，这个观点成为了在借贷中禁止接受利息的理论基础。人们只看到了借贷中的利息，而他们看不到的是利息来源于人之行动的一个一般范畴，即来源于下述事实：每一个人，都必定毫无例外地，珍视当下的财货更胜于未来的财货。因此，这也就意味着，未来商品相对于现在商品的折扣，不可能单纯因为政府的法令、规则或命令而被消灭。当罗马帝国的“资本主义”被毁灭、且高度发达的罗马经济体被入侵部落的经济体所取代时，由于新的经济体是纯粹建立于每个农户之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因此大规模禁止收取利息的禁令就得以更好地执行。
在欧洲的很多地方，都有对收取利息的斗争。首当其冲者，就是教会。千年以来，教会就一直重复着无条件禁止利息的立场。但为了给这个禁令一个理论基础，他们无法借助福音或新约的内容——他们不得不回归到摩西的律法。他们发现有一章讲述的是要向犹太人的贷款中收取利息，但不准是其他人。之后在十二世纪早期，神学家发现福音书里有一章也可以被认为是反对利息的；然而，那并不是明确反对收取利息的。它说的是：“借出去，不指望任何偿还”。我认为这个翻译是正确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原本无需深入这个问题，然而它却被神学家和法律史学家所争论。
一方面，教会极力推行禁收利息的教会法；另一方面则是现实，是民众的实际生活：借贷是需要的。在受教会权力影响的国家之下，不论宗教的或世俗的，现代银行都在缓慢发展。神学家开始研究利息的问题，以确定是否有理由将收取利息的行为正当化。这些研究就是经济法则对抗圣经教条的开始。他们讨论了许多议题，并且至少也打消了关于“贷款人正是以收取利息的手段来不正当地压榨借款人”的错误观念。然而这种观念在许多美国课本中仍然可以找到。
之后，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如果你增加了可用于借贷的货币供应，那么在货币市场(短期借贷市场)上你就创造了一个使利率下降的趋势。如果利息不是给予一个人一定金额的奖励、而是现在物品与未来物品间的折扣(而这也独立于货币供应量的增减)，那么，是如何以及为何，才能让一开始的利率下跌，以及导致此现象的货币供应增加，两者得以翻转？换言之，虽然货币供应增加了，但究竟是什么过程重新建立了利率水平，以反映人们对于现在商品与未来商品之评价的折扣？有些人否认了这个现象的存在。有些人简单地宣称道，如果你增加了货币或货币替代物，你就创造了一个持续不断的趋势，其可以使利率在未来一步一步地下跌，直到最后利率完全消失。这实际就是社会主义作家所相信的通往物质丰富、人人富足的正确道路。
我们必须严格区分两种不同的银行交易。“银行家”(banker)的传统定义，即商人与经济学家下的定义，是指一个出借他人钱财的人。而一个仅仅出借自己钱财的人则是放债者(money-lender)。银行家从他人手中获得储蓄，使用着他人的钱财，并同样贷给其他人。他的商业利润来自于他面向存款人的利率与他面向借款人的利率之差。这正是银行业与银行家的运作方式。
在十九世纪现代银行制度的发展下，随着银行钞票的发行与存款额度的核定，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出现了：信用媒介与信用扩张。
这个历史性的演变首先发生在大不列颠，之后也发生在其它国家。人们把积蓄托给后来被称为“银行家”的人来保管——这些人之前曾是伦敦的金匠。从金匠手中，存款人获得了收据，其可以用于支付。今天，我们把这些收据称为“钞票”。当所涉及的金匠享有良好的商誉时，其他人便没有理由拒绝接收以这份收据来表示的他所应得的款项。金匠和早期银行家们很快就发现，没有必要让金库中存储的资金额等价于全部发行的收据额——他们可以发行比实际握有的现金所更多的收据，更多的钞票。他们发现自己可以借出一部分储备金；即，通过一些银行业务的操作，使自己发行的信用额超出实际存储的资金额。因此他们发现了我们所称呼的名为“信用媒介”的事物。
第二个富有疑问的商业运作来源于信用扩张的创立，这可以被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的经济问题。这意味着银行家贷出的资金大于他从存款人那里收到的。被银行家所发行的多出来的钞票，抑或称为受顾客影响而被制约的那部分存款，就是信用扩张。问题在于，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起初，信用扩张并不那么严重，也不怎么危险；因为，这是由那些在市里享有良好地位的个人银行家所做的，而他们的钞票既可以被人接受，也可以被人拒绝。你可以到银行家那里，接受一笔完全由多出的银行钞票、即全部由信用扩张所组成的信用媒介，所组成的贷款。然而问题在于，你的顾客和你的债权人是否会接受由这位银行家所发行的钞票作为支付手段呢？我们可以假设这位债权人对这种手段抱有疑惑，他会回答：“接受这笔票据，总好过长时间地等待偿还。”但在这之后，他会立刻前往发行这些票据的银行家那里，并要求兑现，因此减少了未偿还的多余的票据数额。所以，只要是私人银行所做的信用扩张，同时他们遵守商业法，那么信用扩张的危险就并不怎样。只要多出的银行票据能被流回到所发行的银行手中，那么信用扩张就会被制约，也就不存在相当大规模的信用扩张。
然而很快，政府侵入了这块领域。他们错误地认为，通过发行比从公众收到的资金还要多的货币，即流通信贷、额外信贷、信贷媒介，银行就可以因为信贷扩张，而减少利率。
我之前指出了，对利率的错误看法自古有之。富人是债权人，而穷人是债务人，这样的描述在古代确实如此。结果，“利率是坏的”这样的观念就得以流行。人们尚未准备好，接受作为市场现象的、不应受到政府影响的利率。他们把利率单纯地认定为经济发展与进步的障碍。许多人甚至相信利率是由贪婪自私的贷款人所创造的，而政府的职责就在于打击他们。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出于下述事实：在一个又一个世纪的犯错之后，政府，终于放弃了应当对市场价格、工资率等做出干预的想法。如果政府在18世纪仍不放弃对价格与工资的干预，那么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发展起来。这样的发展造就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进步。然而，在利率方面，这种做法并未贯彻到底。
曾经的政府下令指定一个最大利率的做法确实在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年代被废除了。但之所以废除，只是因为政府认为他们发现了一个创造更便宜的信贷资金的新方法，即通过银行的信用扩张。在这个过程中，私人银行完全从商业中消失了。政府为国营银行给予特权，让他们垄断信用媒介的发行。这做法对他们而言并不轻松，因为遭到了抵抗。在美国，创造国营银行的努力两次被民意所反对。
政府所做的是引入一个非常软弱的“折中”做法来处理这个问题。一个坚定的信用扩张的支持者会说：“如果你可以靠信用扩张来降低利率，为什么你最终不去废除它，让利率消失，使得每个人的借贷都不需要交一分利息？这可是解决社会贫困问题的方法——你可以帮到每一个人。为何不这么做呢？”但是政府并不相信他们可以最终废除利率。
法国的社会主义者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Proudhon,–)与弗雷德里克·巴斯夏有过书信往来。蒲鲁东是巴斯夏的对手。蒲鲁东认为，只要我们创造出这种信贷银行，那么我们就可以让利率完全消失。巴斯夏不同意，但他并没准确讲出正确观点；他支持一种折中做法，即，利率应当允许存在，但不能“太高”。这种折中立场之后成为了全世界普遍接受的说法。而那些继续坚持认为，意在降低或最终消除利率的做法能使大众变富的人，则被称呼为“货币疯子”(monetarycranks)。其实没有理由称呼他们为货币疯子；他们只是更坚定地支持官方的折中政策。有一些激烈支持降低利率的人是非常杰出的，杰出在其它领域。其中包括欧内斯特·索尔维(ErnestSolvay,–)，一位成功的比利时商人、化学家，他相信通过建立“相容社会”(云南白癜风权威医院北京治疗白癜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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