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对《债务与魔鬼》这本书进行梳理，找出作者对经济金融体系的深刻反思，给出作者的结论：现在的金融系统有过量负债的倾向，以及债务危机发生之后的漫长去杠杆导致了经济活力的消失。同时作者给出了如何避免债务危机的一再发生，以及面对现在的债务积压局面该如何解决的方法。传统的解决方法是增加流动性以促进新的信贷从而促进经济。然而面对债务积压的局面，人们面临还款压力以削减支出，导致消费意愿与投资意愿的双双下降，注入大量的流动性并不能导致投资信贷的同比上涨，反而推高了投机性信贷的比例，这也许是迎来第二波衰退的原因。
作者说，如果我们以发行法币的方式来进行债务融资，也许是走出危机的唯一选择。当然，以发行法币的方式为赤字融资向来被视为禁忌，极有可能引发恶劣的通货膨胀。但是老一代的经济学家哪怕是强烈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者如弗里德曼、西蒙斯等人都提出过激进的改革方案，废除银行系统的货币创造功能改为法币融资。一方面选择信贷融资很有可能是经济危机循环的原因，另一方面发行法币为赤字融资却被视为禁忌与魔鬼。经济就在债务与魔鬼的权衡中艰难前行，此为书名之含义。
本文展开方式为：危机发生的原因、金融危机过去这么久为何经济不见起色、如何避免危机再次发生、现在的债务积压局面如何解决、最后谈一谈对我国经济的启示。
01
危机发生的内在原因
危机发生的内在原因就是金融系统的自身过度负债倾向，对于这个倾向，可以总结为三个深层次的原因：“华盛顿共识”，以低通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操作，依赖信贷促进经济增长的信仰。
1.华盛顿共识
年，针对拉美国家的转型问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出了《华盛顿共识》，要求国内的金融体系自由化，放弃资本流动的管治，贸易自由化等等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秉承了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潮。本文主要针对其中金融体系的自由化，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做以分析。
在年金融危机以前，发达国家纷纷解除了金融市场的种种管制，如美国在大萧条之后的利率管制法案《Q条例》，禁止跨洲开设银行的《麦克法登法案》，禁止银行混业经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等等，金融体系蓬勃发展，金融创新频出。同时伴随着金融密集度的提高，经济体的负债水平也显著上升，新的体系建立在信贷证券化，信贷结构化以及信贷衍生产品的基础上，这些创新与影子银行体系的相互交织使整个的负债水平空前上升，传统的银行资产端以投资性贷款为主，现在的大银行其资产端主要以各类机构互相拥有的债权为主。
金融危机以前的传统理论认为，金融系统的复杂性、集中度上升对于经济的影响是正面的，至少也是无害的。更多的金融交易促进了市场的流动性，对于价格发现更完善，更多的信贷工具可以惠及经济中的每个参与者，更完善的风险管理技术可以使金融机构安全性显著上升，更多的衍生产品可以使风险更有效的分散以及转嫁到每个愿意承担风险人的身上，整个经济体的稳定性，安全性都显著上升。正如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卢卡斯在年所言：“从所有时机目标来看，防止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而且已经解决了几十年了。”
然而，金融海啸还是来了，而且它影响的衰退是如此之深，以至于8年来都没能走出阴霾。作者指出，过度的金融发展并没有那些显而易见的好处，可能还有重大缺陷。金融市场的发展类似倒U型曲线，过渡的自由化反而有害，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金融市场像商品市场一般充分的自由化证据。主流经济学忽略了银行体系以及影子银行体系创造债务与购买力的惊人能力，这些都是衰退的深层次原因。
2.货币政策操作：通胀目标区
伴随着发达国家70年代出现的滞涨现象，各国央行纷纷抛弃了数量型工具转而采用价格型工具，认为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是自动维持经济储蓄等于均衡的目标。只要盯住通胀，让经济自然的均衡与增长。货币量增速=通货膨胀率+收入增速，这个简单的公式中，货币供应量的增速都是在商品市场追逐物品的货币，即M1。但是如前文所说，大量的信贷都是在房地产市场里打转，如果没有到商品市场追逐商品必然不会带来明显的通胀，因此盯住低通胀的政策目标有可能掩盖了实际已经负债过多的情况。负债/GDP的显著上升伴随着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我们不能仅仅盯住通胀判断信贷的多寡，还要判断信贷的用途。
3.依赖信贷促进经济增长的信念
如前文所说，如果大量的信贷并没有用于支持实体投资，那么我们就要反思一下是否需要这么多的信贷促进经济增长
（1）房地产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在现代土地的重要性越来越高难以解释，实际上从有如下原因：现代商业的投资需求相对便宜，FACEBOOK的估值高达亿美金，人均投资不到美金，而且软件行业的边际成本几乎为0。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年间，资本设备相对于当期服务与商品价格贬值33%，这就导致了土地的在资本品中的价格相对上升。另个一个原因在于消费模式的转变：人们一部分消费（食品等）趋于饱和，一部分消费（数码产品，软件）需求上升价格却在下降，而住房是一个显著收入弹性大于一的产品，大城市的聚居效应使人们对房地产的投资和投机都疯狂上涨。
（2）贫富差距：《21世纪资本论》一书展示了现阶段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其原因很复杂在此不展开，但是因为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为了维持当期的消费不变以维持GDP增速，银行开展了很多零抵押消费贷款，使穷人更多的吃信贷消费，伴随着资产价格周期引起的财富效应，穷人也许借入了更多非理性的消费贷款，但这一过程可能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
（3）全球性的失衡：以德国中国为代表的显著经常账户顺差和以美国和欧猪五国为代表的显著逆差都说明了经常账户的全球贸易失衡，加上资本流动的开放，更多的资本流动（国际金融课程谓之国际资金流动）与实体经济无关，据统计，-年期间，全球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从0.5%上升到了2%。本来一国内债务融资还是有一定约束的，资本流动的开放打破了这一约束，本国居民可以向国外借债从而强化了错误的消费信贷、投资信贷以及房地产信贷循环。IMF也明确发表文章表示，资本账户的自由流动并没有显而易见的好处。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发现价格，增强流动性等等好处可能会被加剧破坏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坏处所抵消。
（4）实际利率的长期走低，发达经济体早在15年前实际收益率开始走低，这一过程也造成了人们“打着灯笼找收益”促进了资管行业和金融膨胀，最周导致了投机性信贷的增长。但这个原因众说纷纭并且并不明朗，从原理上看肯定是经济的合意储蓄率过高导致的，指责中国的巨额顺差且伴随着高储蓄从而投资打压美国国债收益率这个原因只能部分解释，毕竟走低从15年前就开始了。还有的可能是贫富分化导致了高手人群的储蓄率相对提高以及投资的相对廉价导致的投资需求相对下降。
02
危机之后的衰退
危机之后，面对着巨额的债务积压，各国开始了漫长的去杠杆过程，这个过程非常痛苦且漫长，这也就是危机8年之后依然没能走出泥淖的根本原因。危机发生之时各国以教科书班的方法和速度修复破损的银行体系，恢复了人们对于银行体系的信心和流动性，避免了更大的危机。然而修复了银行体系并没有修复经济，我们当前面临的不是破损的银行体系而是深层次的去杠杆。事实上，与人们的预期大相径庭，经济在之后从未走上去杠杆的轨道，全球债务/GDP仍然持续上升，并且速度不减，屡创新高，08年之后的六年至今已上升38个百分点，达到%。日本就是典型，90年代鼎盛时期东京千代田区的土地价格总和超过了整个加拿大，泡沫破裂之后某些地段的价格下跌了80%，这种以房地产信贷驱动的繁荣在衰退之后往往是深层次的。辜朝明在《大衰退》一书中表达了这种观点，日本面临的是“资产负债表”的衰退，企业从净借款者为还债务削减支出变成了净储蓄者，这种情况下不论利率如何降低都很难刺激新的接待产生。美国的情况发生在家庭部门，家庭部门为了去杠杆开始削减支出，而且贷款方并没有增加支出来补齐需求缺口，因而面临需求不足的情况，企业因为对需求不足的理性预判导致投资需求也进一步下降，因此也存在利率即使降低也很难借贷的情况。不仅去杠杆的过程痛苦，其解决也非常困难，为了对抗家庭部门去杠杆，日本和美国的公共部门就必须扩大赤字保持经济的稳定，因此这就造成了杠杆在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的转移。
03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正如上文所述，为了抵抗私人部门去杠杆，公共部门必须加杠杆，但是长期的加杠杆会对政府信用产生影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监测报告，日本要实现公共部门去杠杆必须在年前把目前6%的基本赤字转变为5.6%的盈余而且持续10年之久，到年才能将净政府债务降到GDP的80%。为了实现公共债务占GDP60%的目标，希腊必须在之后的10多年持续维持7%的预算盈余；爱尔兰、意大利和葡萄牙为5%，西班牙为4%。这基本不可能实现。
货币政策：从QE到负利率央行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货币政策，为市场提供了巨额的流动性，推升资产价格恢复人们对银行体系的信心，面对缺乏实际的贷款需求和未知的经济前景，一方面银行只能处于持币观望状态，另一方面出于个体理性考虑也显然会进一步投资推升资产价格的抵押贷款，又走回了老路。同时QE的效果会使拥有资产的人更加富有，而拥有资产的毕竟只是少数，加剧了贫富分化进而导致了上文所述的更依赖信贷的效果，最终货币政策这种强心针可能会是经济拖入更深的泥淖。
04
如何防范金融体系过渡负债的趋势
债务有其特有的好处，理论上一个经济依赖股权融资是最稳健的方式，然而债务合约可以缓和信息不对称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资本动员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现阶段的经济形式中过度的负债趋势非常明显，因此如何防范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
（1）先解决经济依赖信贷的三个原因
上文讲述了现在的经济非常依赖信贷增长，我们需要转变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即低密度信贷型经济，那么首要的是解决依赖信贷促进经济增长的三个原因，房地产的重要性、贫富差距以及全球失衡。然而作者在书中也表明了这三者是现阶段经济的趋势，很难解决或者非常复杂，只能小部分缓和。
（2）结构性安排
有没有可能找出一种结构性的安排来改变整个金融体系呢？
比如弗里德曼和西蒙斯这些早期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拥趸早就发现金融体系或者说银行体系的内生不稳定性，他们提出了一种“芝加哥计划”，建议废除银行制度，转而改变为%准备金的银行体系。银行只能转移购买力而不能创造购买力，这种做法显的非常激进，这可能会让我们丧失信贷的好处，另一个问题在于目前金融创新的步伐难已停止，即使管住了传统银行，而影子银行体系是管不住购买力创造的。
既然从个体理性的角度来说“好的债务”可能会社会而言是不好的，因此这就是典型的外部性问题，可不可以对债务进行征税以防止债务污染，至少改变现阶段明显有利于债务的税收制度，例如债务融资可以节税等等。
有学者指出可以金融创新一种混合股权和债务的共享式债务工具，比如住房抵押贷款的利息根据房价上升而上升下降而下降，以防止抵押贷款的过度膨胀。但是同理这种金融创新会制造新的风险，发明出对未来房价赌博的新工具，只要再从别的渠道借入杠杆就可以对这种工具进行对赌。
可见并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安排可以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能做的只能是加强金融监管。
（3）金融监管
鉴于信贷的顺周期性，BaselⅢ已经明确规定了逆周期资本，只是数量还是太少，作者认为应该大幅提高逆周期资本的准备。
大幅提高BaselⅢ里规定的资本充足率要求，限制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
提高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而不是西方现在基本接近0的准备金率，目的同样是在限制银行创造购买力的能力。
除限制贷款数量的政策外，还应该限制贷款的可及性，比如禁止零抵押贷款的广告宣传，提高抵押贷款的抵押比率，人们会抨击这条对穷人不公平，使贷款更难以获得，然而从历史数据表示，在次贷危机中受伤最终的正是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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