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贵号推送的VC同志有关张维迎一文，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VC同志对张维迎的批评在我看来是有失偏颇的。张维迎在那篇演讲里并不是主张“关于技术中国应当自己发明创造”，而是在追问：为什么中国在发明创造、技术改进上的表现远远输于欧美、日本国家。这种差距不是一般的差距，而是无法用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定理来解释的“非正常差距”。当然，我这篇文章并不是一篇为张氏演说辩护的文章。按照VC同志的划分，我应该可以被归成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我只是想借这个机会来谈一谈被VC同志批评的“肤浅”的经济学和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即自由放任思想。
首先，我们不妨来看看在经济学这门学科诞生以前，人类是怎样看待我们社会的运作和发展的。我在这里以西方为例：古希腊时期的雅典是一座辉煌、发达的商业城市。这么看来，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似乎应该是最包容和最开放的。但是，生于雅典的大学者亚里士多德却认为，商业是指“害他人的财货来牟取自己的利益，这不合自然从而是应该受到指责的”。而他的老师柏拉图在《理想国》里也称，生意人属于下等人，财富的积累会使技艺退化。
在之后的罗马帝国，皇帝们对世界的认知又是怎样的呢？他们把意大利的“衰落”归咎于外省的竞争。原先屋大维遗留下来的、近似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逐渐被改变——埃及生产的粮食不准输出到罗马以外的地区、罗马公民有外省谷物的优先获得权、外省不得开辟新的葡萄庄园……。此外，为了挽救意大利，重振其“经济领导”地位的图拉真皇帝，还曾颁布法令限制意大利的居民往外迁移，结果反而加剧了意大利的粮食危机。这一连串法令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罗马帝国的省际贸易和分工被摧毁。不仅意大利没有被挽救，外省的经济也陷入凋零；发达的工商业经济最终萎缩成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庞大的罗马帝国最后被蛮族打倒。
到了中世纪，教会对财富、商业、银行、放贷的敌视，恐怕我不需要再提，读者们都已经很熟悉了。在西方的近代，又有官房学派和重商主义，主张限制通商自由，鼓励出口，打击进口。而在思想领域里，写下《乌托邦》的莫尔，则备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推崇。
最后，我再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工资管制的历史。我们都很熟悉最低工资管制，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历史上有迹可循的第一道工资管制法令却是最高工资管制。这道法令出自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因为他认为：如果作坊付给工人的工资太高就会损害生产。第二个例子则见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英国与法国都是为了促进各自国内的谷物供应，但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政策：英国统治者奖励谷物出口，认为这样做会刺激粮食生产，而国内的粮食需求会随着粮食生产的扩大而一起被满足。而法国统治者则禁止谷物出口，认为这样法国农民就会只为本国民众生产粮食，国内的粮食供应就不会紧张。
至于人们对价格、利息、生产和人口迁移的管制，尽管互相矛盾且怪诞，却被视为是天经地义的；放贷者是寄生虫；资本家是剥削者；机器导致了失业……经济学诞生前的文化界主流思想氛围千年以来长期浸淫在反资本主义思想里，充满了对私有产权和市场交换的仇恨和偏见。
但毫不夸张的说，19世纪经济学的出现颠覆了人类过去对社会运行方式几乎所有的认知。
狭义上的经济学是对人类交换规律的研究。资源是有限的，人类所要做的则是权衡取舍不同资源的不同用途。当人们对他们各自支配的资源产生了不一致的评价（亦即边际替代率不相等）时，交换就产生了。在不断进行的交换活动中，每个人的边际替代率不断趋向一致，参与交换的各方境况不断得到改善。同样，在生产中，由于不同生产方法的存在，产生了生产要素彼此替代的问题（亦即边际技术替代率），这导致要素市场的存在，资本、劳动、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要素不断被交易，直到生产者彼此之间的边际技术替代率趋向一致。在此过程中，社会总产出被推向生产可能性边界，生产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比不断趋近与它们对生产的边际贡献之比，直到最后在价格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中，各个生产要素以其对生产的边际贡献分尽所有总产品。
人类的经济运行在不断的交换活动支配下趋向这样一个结果：参与交换的主体的境况得到改善、合理的生产技术方法被确定下来、生产要素的价格趋向它们在生产中创造的边际收益。
在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可实行性的大辩论中，经济学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经济发达的人类社会与全盘公有化是不相容的。在对生产资料实行全面国有化后，生产要素市场消失。而在缺乏要素价格的情况下，各个生产要素使用的机会成本是无法精确衡量的。那些跨时长、精致、复杂的生产方法由此被抛弃，专业分工萎缩，经济的发展状况最终被限制、停顿在一个低下的、粗糙的水平。换句话讲：资本主义，即市场——是人类社会向前进步的唯一选择。
关于市场交换和私人产权的进一步讨论以及自由放任思想，我稍后论及。这里，我谈一下VC同志责难的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事实上，VC同志自己推荐的《独裁者手册》一书就是一本标准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作品。《独裁者手册》是Thelogicofpoliticalsurvival一书的简化版。而在Thelogicofpoliticalsurvival一书里，作者运用的正是标准的经济学竞价思想——政治被视作一个拍卖过程，互相竞争的政治家为了争取足够的支持，互相开价（提供一个税收政策和一揽子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混合），最终价高者得，取得足够支持的政治家成为胜利者。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学已经不存在了，在国际学界，传统政治学已经被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博弈论彻底取代，如今只能龟缩在诸如国际关系这样的领域内苟延残喘。经济学将所有社会现象还原成每一个个体的决策和互动，这种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优势是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
现在，我来谈谈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世界观——为什么是市场。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的社会结构可以说是金字塔型的。位于金字塔顶端的精英运用暴力支配和奴役绝大多数人——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制、中世纪建立在庄园经济上的农奴制、中东帝国的军事采邑、印度的种姓制度。而在等级制度似乎没有那么森严的古代中国呢？以明清时期为例，民众除要缴纳税赋和提供无偿劳役外还要负担鼠耗米、顺风米、养斛米、火耗银、号草等数十种苛捐杂税来供养帝国的官僚和日渐膨胀的宗室。
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特色是：绝大多数民众的生产活动服务于社会一小撮的精英。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则是另一番图景：首先所有权不能被侵犯。其次，在交换活动的支配下，人们要获得自己需要的产品就要去生产别人需要的产品。在过去，精英的财富能够积累多少取决于他们运用暴力对民众进行威慑、恐吓的能力；在资本主义下，精英能积累多少财富，则取决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生产出满足别人需要的产品。
自由市场是这样一个体制：它把精英束缚起来，通过无形的交换活动，使他们为民众的需要而服务。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
在资本主义体系下，资本不断积累带来两个结果：第一，资本的边际收益不断下降；第二，在资本的帮助下，工人的边际生产力不断提高。由此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不断减少。
那些文人骚客尽管痛斥资本主义下的大富豪、大企业，却没有看到这一点：富人在银行的巨额存款正在被银行放贷出去进行生产，它们构成了当期工人收入的一部分；组成一家资本主义企业的主要资产：固定资产、设备、原料、存货、用来周转的现金……，它们都系被用来服务于生产、保管消费者需要的产品。
另外，“自由放任”是通过零散的经济学文献逐渐建立起来的一个传统。在英国，洛克写下了《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抨击了国家的利息管制和货币贬值政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激烈批评英国在殖民地推行的强制通商政策。他推论道：“人为刺激远洋贸易不仅不能使国家的状况变好，反而会变糟；因为社会的资本总额没有发生变化，流入远洋贸易的资本只能来自于近海贸易，不列颠远洋贸易的发展是以近海贸易的衰落为代价的，同时人为抬高的商业利润率把资本从土地吸引过来，从而妨碍了不列颠的土地改良，因此不列颠在殖民地推行的强制通商政策有害无益”。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定理。戈森抨击了政府提供最低收入保障的做法；瓦尔拉斯提出了一般均衡理论；庞巴维克提出了时间偏好的利息理论，指出了利息协调不同时段生产的客观作用；米塞斯提出了基于政府干预导致的商业循环理论；当代产权学派把“外部性”反过来运用在对政府干预的分析；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的诸多文献等等……
外部性、垄断、不完全信息，随着现代经济学发展，这些原本用来分析市场失灵的概念，反而变成了分析政府失灵的强有力工具。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总是造成很糟糕的结果——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教条的断言，但在其看似教条的背后，却有着汗牛充栋的经济学文献支持和对大量实例的观察佐证。今天，当人们大谈特谈，认为十年前是资本家的贪婪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时，我们不要忘了：无论房利美、房地美，都是美国政府创办的企业。
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的社会里，那些最富有创造力和才华的头脑把他们的精力投入在如何更有效率运用暴力或巧立名目来剥削和压榨他们的同胞；而在资本主义下，那些最富有创造力和才华的头脑则致力于如何设计出更好的产品来服务于同胞们的需求。资本主义使精英服务于普通人的需要，而不是像过去的前资本主义体制，使普通人臣服于精英的需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经济学家会以令人匪夷所思的态度坚决地捍卫市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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