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勒川人物春秋王相卿与大盛魁

王相卿，山西太谷县人，由于他身材高大，臂力过人，故人称“王二疤子”，是清朝晋商中著名的旅蒙商号“大盛魁”创始人。

早年由于生活所迫，到右玉县杀虎口当佣工。年(清康熙三十五年)，康熙皇帝要御驾西征噶尔丹，山西右玉县的杀虎口，正是大军由内地通向蒙古大草原的必经之路。王相卿认为这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他先是在清军当伙夫，服杂役，在服役中，他随军兼做点小生意。后来，他结识了也是为了生存而做随军贸易的张杰和史大学，由于志向相投，于是，他们三人结拜成异姓兄弟，并脱离兵役，决定合伙做生意，想谋一番大事业。但由于初始生意不佳，做了一年，三人还不得温饱，而且环境很艰苦，张、史二人心灰意冷，就返回家乡另谋生计，但王相卿意志坚决，决定一个人留下来继续经营。没过几年，康熙皇帝征讨噶尔丹大获成功，杀虎口便成了军事重地，军队粮草都要在那里集结，以保证前方长驻军队的衣食住行。于是王相卿商机大起，生意日渐好做，他为了扩大经营，招了一个学徒，同时又写信把张杰和史大学请回来继续合作，并成立了“吉盛堂”商号。由于三人齐心协力，生意愈做愈大，到康熙末年，他们又把“吉盛堂”改成“大盛魁”，并将总号地址移到了乌里雅苏台，后来又迁到归化(今呼和浩特)城中。经过他们的数十年苦心经营，最终把“大盛魁”办成旅蒙晋商，专做蒙俄贸易，成为伙计达人、商队骆驼近2万头、年贸易总额达上千万两银子的著名大商号，王相卿也成了垄断蒙古市场的商界巨头。以后又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大盛魁”在蒙古大草原上称雄多年。

所谓“旅蒙商”，是指康熙皇帝在战胜噶尔丹后所建立的运作跨边境商贸的新体系，以此取代明朝设立的、充当汉蒙贸易中心的“马市”。清朝禁止商人在蒙古拥有固定住所，只允许流动经营，故谓“旅蒙行商”。清朝只授予部分商人“部票”，准其入蒙经商，按照规定，获许可的商人必须沿着一定路线进行经营，或在特定的地点进行贸易，且受到清朝驻蒙官员的监督。然而，大盛魁在“旅蒙商”中地位特殊，为保持蒙古地区的稳定，清朝在远离中原腹地的军事基地供养着大量军队，需要商业组织的帮助，以提供所需的商品，大盛魁充当了重要角色，并且获得了朝廷与蒙古贵族的信任，直到18世纪中期，大盛魁的总号一直设在乌里雅苏台。

嘉庆年间，清朝廷颁发了在蒙古地区发行“银票”的执照，同时紧缩其边界政策，一开始只有两家商号得到了在蒙古行商的经营执照。大盛魁是其中一家，并且很快在蒙古全境确立了垄断经营权。银票的执照相当于今天银行的牌照，凭此可以建立“票号”，有权以高利息放贷。

大盛魁的“银票”生意，主要有两种运作方式：“一羊三批”和“包办进京”。所谓“一羊三批”，指的是一只羊可以分三批得到利润。比如，一位蒙古王公购买丝绸和茶叶，由于没有现金，可要求大盛魁借款给他。相应的，该王公会在作为凭据的银票背面盖上他所管辖的“旗”的大印，承诺偿还债务。债务是计利息的，如果债务是相当于一只羊羔的价钱，那么三年之后，按照常规利息，这个旗可能欠大盛魁两只羔羊的价格(债务还会考虑牲畜自然生长的自然因素)。告贷的是王公，债务实际是由该旗的牧民们承担的，主要通过牲畜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强势销售完成。除了前述银票利息之外，由于垄断经营，大盛魁高价出售丝绸和茶叶，从交易中获得高额利润，是为第二种利润来源；再次，蒙古王公出售牲畜归还债务时，大盛魁又可以将采购价压得很低，以保证获利。于是，商号可从一单生意三次获利。

大盛魁的第二项主要收入是“包办进京”。根据18世纪清朝廷颁布的《理藩院则例》，要求所有蒙古王公经常到北京朝贡，王公们被迫轮流去北京上朝，长途跋涉后又要得体地在北京亮相，开销巨大，有些王公手头拮据，有些则觉得携带太多的银两容易招惹是非，于是，由大盛魁为这些王公提供旅费以及在京城的费用。出发时，大盛魁会派一个人陪同王公贵族上路，帮助支付路上的费用。王公们的花销很快就能达到数千两银子，某些年份，大盛魁为王公们垫付的费用年超过10万两。由于大盛魁资本雄厚，并且有办法从王公们的旗下收回欠款，因此，王公们都乐意采用此种方式——由他们的旗民承担直接偿还本金以及高额利息。在由王公开具的借贷印票上写着“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蒙民所欠债务一般也是不会赖账的。

据统计，在巅峰时期，蒙古个旗和所谓的“沙毕”(蒙古的一种行政单位)，只有十几个旗的王公没有欠大盛魁的债务。艾梅霞(MarthaAvery)在其所著的《茶叶之路》中一针见血地说道，“由于数目庞大的债务的存在，这些王公贵族实际上被清政府的代理人控制住了，其中最著名的代理人就是大盛魁”。此外，大盛魁作为清朝廷的官方代表，还参与打理蒙古地区的税收。

蒙古的王公贵族连带牧民大多都是大盛魁的债务人，每年会召开一次“朝格勒尔”会议。由蒙古王公根据上贡清室和自己消费的需要，确定各盟、旗牧民所应承担的贡赋份额，然后以票据形式写明，交付给大盛魁去向牧民索取所负担的债款和利息。同时，会议还确定每年牧民以物抵债时，马、牛、羊、皮毛和药材等价格，一经确定，即无权修改。

年，外蒙古地区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并下令全蒙各地凡欠大盛魁债务者，一概不许偿还，并没收大魁在蒙的资产，当时大盛魁的债权几乎全在外蒙古，仅科布多一处的债权就有1.5万峰骆驼,2万多匹马,20万只羊。当然，大盛魁的兴盛并不仅仅缘于清朝廷授予的垄断特权，其自身营建的系统确保了其将特权转化为实在的商业利益。

大盛魁总号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和收购了一系列小号，其中的大量小号都参与竞争性业务，其中，名声最响的当“大盛川”票号。大盛川的总柜位于山西祁县，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号，其中北京分号至少十人，与满清朝廷各个机关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许多大臣都是其客户。事实上，“包办进京”的业务正是由大盛川出面，蒙古的王公准备进京时，他们首先向大盛川在当地的分号要求贷款，祁县的总柜接到贷款的数目并且对王公的家底进行评估后，向北京的分号建议放贷的数目，当贷款的王公到达北京后，北京分号的主营负责接待，来商讨贷款事宜。

茶叶生意也是大盛魁商业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盛魁茶叶生意主要由其小号“三玉川”经营。在大盛魁的体系下，茶叶商号的生意和票号的生意密不可分，在大盛魁从两湖地区购买茶叶，然后卖给草原游牧部落的生意中，其小号“三玉川”提供了茶叶，而“三玉川”的运营资金则大多是由“大盛川”提供的。小号向总号保证货源，生意的各个环节都有钱可赚，当大盛魁在蒙古卖掉茶叶时，得到的是高利息的、约定支付的票据，一般会由牲畜交易的收入来抵偿，牲畜交易的对象是大盛魁的另一家小号。事实上，相当多的小号围绕在总号周围，在不同地点提供不同贸易货物，将大盛魁获得的垄断经营权的商业利益最大化。

在整个贸易网络中，除了自行组织货源之外，大盛魁还建立自己的运输体系。大盛魁拥有数量可观的驼队在蒙古地区批销货物，并在蒙古地区的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重要据点都设立分号。任何时候，大盛魁都有10到15个驼队在路上，其鼎盛时期，具有骆驼2万余峰。

借助各种不同经营项目的小号，大盛魁只需通过自己的银号、票号、钱庄供货、存放、汇兑以融通资金，就可从全国各地进货，再通过中转，行销于蒙古草原、新疆、西藏和俄罗斯，再从那里运回当地特产，转销内地，利用庞大的骆驼队在草原上流动贸易。大盛魁的贸易活动范围也越出了草原，乃至省界和国界，南至广州，北达蒙古，东抵日本，西到莫斯科，形成了规模巨大、网点密布的商业和金融业集团。

晚清之际，大盛魁处于鼎盛时期，号内员工多达六七千人，总号的资本逾千万两白银，其分号的资本也已发展到了十万、百万。一种说法是，其资金之雄厚，可以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一个挨一个直排到北京城，拉出一条全长两千公里的银元宝线。

大盛魁商号是股份制，但它的股本很特殊，除了银股、身股外，还专门另设财神股和狗股。据说，财神股的来历是：该商号在初创时，营业很不顺利。在过大年的时候，王相卿、史大学、张杰三个人已经揭不开锅，只能喝些米汤过年。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位身穿蒙古袍、背着一个包裹的壮汉，要吃饭充饥。他三人见是过路人，便热情接待，把自己仅有的米汤让给壮汉喝。这个壮汉喝完米汤后说是出去办点事，便留下包裹走了。此后，这个壮汉再未返回。于是他三人打开包裹一看，原来是一包白银。以后，多次查访壮汉，亦无下落。他三人商量后，决定暂时挪用壮汉留下的银子作为商号资本，扩大经营。此后，商号生意十分顺利，赚了不少银两。他三人觉得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是财神变化成壮汉给他们送来了资本。便把原来那位壮汉包裹里的银数留过，作为财神股，把此股所分红利记入“万金账”，作为护本。同时，为了纪念他们创业时过大年喝米汤的日子，规定每年正月初一商号要喝一顿米汤。关于狗股，也有一个故事：据说一次库伦发生灾情，粮价腾涨，库伦分号为了把这一情报报告总号，便让一只狗带信到归化(今呼和浩特)，当总号收到狗带来的信后，立即大购粮食，囤积居奇，获得了巨额利润。为了纪念这次生意的成功，特别给狗也顶了股份。还有一说是：一次，大盛魁商号某经理在过草原的途中病倒，便让一只狗返回总号报信，结果救了这位经理的性命，所以给狗也顶了股份。

整理/安妮编辑/张思尧

审稿/史晓旭签发/赵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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