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平/文
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序中开门见山地写道：“本书主要是为我同行经济学家写的，我希望别人也看得懂。本书主旨，乃在讨论若干理论上的困难问题，至于如何应用此理论于实践，尚在其次。”凯恩斯在这里告诉我们，经济理论研究是第一位的，经济政策（经济对策）设计是第二位的。
经济理论研究是从鲜活的经济现象中，经过分析、归纳、总结、抽象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那么，什么是抽象力呢？抽象力就是人的智慧，是归纳、总结的能力。美国学者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在其所著的《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一书中指出，“凯恩斯的资质是不同寻常的，所凭的不单是上一代的遗传，好像是集中了许多人的智慧，才形成这样一个天才人物。”通过累积性的研究，特别是天才人物突破性的研究，形成在给定条件下的新的经济思想。发现和推出经济思想，还得战胜自我。因为发现新思想，组成新理论的经济学家几乎都是圈子内的，接受的都是传统教育。当人们普遍接受一种经济理论时，这种经济理论就会作为经济政策的指导。例如，接受了资本主义危机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在具体政策制定上就是罗斯福新政的一系列内容。接受了货币主义对经济危机的阐释，就可以采取减税、健全市场机制、稳定货币供应量、更多的让市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
我们的经济理论的研究还是很欠缺的。很多研究一上来就脱离中国实际的模型，看不见闪烁着思想光辉的理论前提。罗斯托在《经济发展理论史》中指出，这完全是一个技术工人的活。写作了《21世纪资本论》的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同样看不起这种缺少历史根基的研究。由于缺少高质量的研究，对一些经济问题的看法基本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难达到高质量的共识。共识也并非经济理论研究所追求的，即使各自阐述各自的看法，也期望能有独树一帜的理论享受，如凯恩斯的理论、哈耶克的理论。他们完全是各说各的，但说的质量却相当之高。
经济理论的研究不仅要有意识、有志向，而且要有科学的方法论。首先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一切真知灼见都来源于实践，来源于对实践材料的研究，即对实践的归纳、总结、抽象。是所谓从感性认识出发，上升到理论认识，再到新的实践，是一个形成新的理论并永不完结的过程；也是一个发现问题，带着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发现问题是一种能力，是一种智慧。
其次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即历来的繁茂芜杂所掩盖着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适得其反。”由于路径依赖，各国情况各不相同，要强调特殊性，而不是东施效颦。
最后，在新征程上探讨新事物要有新视角、新思维。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告诉我们，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其中主要矛盾也是不断变化的。主要矛盾就是主要方向。敏锐者激发了灵感，无比兴奋。以前从来没有的发生了，就应当有新探讨、新说明，而不是在“过去”里寻找根据。已经过去的种种见解毕竟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见解。如果非要在“过去”里寻找根据，阅精发微，牵强附会，那就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是在拒绝理论创新。一个政党的理论创新，就是在关键时刻，关键背景下，回答和解释了关键问题。当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了取得了一定进步之后，我们的经济政策设计就有了扎实的理论依托，就更为科学、更符合经济规律，就更游刃有余了。
凯恩斯充满自信，认为“经济学家及政治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的，就只是思想而已。”但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却是不容易的。凯恩斯在评论马歇尔时指出，“学习经济学，似乎不需要有什么高度的特有的天资。从智力上来看，跟哲学或纯科学的一些学科比起来，不是很容易吗？这门学科看起来容易，但是能学得出人头地的却很少，这一难以理解的现象似乎在于，作为一个杰出经济学家必须具有种种才能的结合，这一点是很难能可贵的。他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精通的是把他要说的话写下来；他必须善用思考力，从一般原则推出个别现象，在思想奔放中，即要触及抽象的方面，又要触及具体的方面。他必须根据过去，研究现在，推测未来。对人类性格及其风俗习惯的任何方面，他都不应当完全置之度外。他同时必须既不是无所为而为之，又不是无偏无倚的态度，像个艺术家那样的头脑冷静和孤芳自赏。然而，有时也必须像个政治家那样地接近尘世环境。”看来要成为一个很优秀的经济学家真不容易。
哈耶克大战凯恩斯
经济思想史上充满了争论。经济学在争论中前进和发展。经济学争论的核心是国家干预还是自由放任。这个问题的争论从重商主义开始。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干预，以后的主流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主张自由放任。是国家干预还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争论，凯恩斯和哈耶克将其推向了历史最高峰。其弟子约翰·肯尼迪·加布雷斯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继往开来，继续着国家干预还是自由市场里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的永恒话题。
讨论哈耶克大战凯恩斯是很有现代意义的。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政府作为一个行为主体，特别喜欢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主张。即使明知凯恩斯政策的负面效应，而打算回调政策，让市场充分地发挥作用的关键时刻，一场经济危机就可以使政府调转马头，使凯恩斯主义大获全胜。
凯恩斯比哈耶克大16岁，出身名门望族。当哈耶克挑战凯恩斯的时候，凯恩斯已经是名扬经济理论界的大家了。
《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美]尼古拉斯·韦普肖特/著闾佳/译华章经管
机械工业出版社年4月
美国高级记者尼古拉斯·韦普肖特在《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一书中记录了两位经济学大家的争论，我们按照他的介绍再现二位经济学家截然不同的思想，以及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何以能够共存，何以能够形成充满智慧的争论。诚如我们在介绍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时所言，凯恩斯颇具个人魅力。《凯恩斯大战哈耶克》写道：“凯恩斯长得不帅，也自认没有魅力，但他有一副存在感很强的好身板。他身高差不多1.97米，略微驼背——他小学时就是这样了。他最吸引人的地方是那双深遂、温暖，流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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